牟子指出在社会领域中，“道”和人伦五常等道德规范相一致，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的道德理想都包含着“道”，“道”对于儒家实现理想有引导作用，贵“道”可以忘“迹”。因为“道”是内在本质，“迹”是外在表现，儒家五常是“迹”，佛教剃头出家也是“迹”，但都不违孝之“道”，是孝道的内在要求，表面上有差别，实际上平等无二。经过这样的解释，佛教学说不仅与道家相通，也与儒家暗合。佛法在理论上是奥妙无穷的，在应用上是普遍有效的。

　　 晋代孙绰的《喻道论》用很大篇幅谈到了佛教孝道观，他认为出家修行才是更大的孝行。他的论文采用自设宾主的方式，对方指出周、孔之教以孝为首，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剔除须发，残其天貌，骨肉之亲，等之行路，实在是背理伤情。孙绰对此辩解道：尽孝贵能立身行道，光宗耀祖，所以“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如果仅在饮食、生活方面礼敬父母，而不能“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不能给父母带来更大的尊荣，也不能算尽了孝道。

　　 孙绰认为佛教教义与传统儒家思想正好互补，一个可治本，一个可治标，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无往不一”。就孝道而言，佛教虽然主张出家修行，追求人生解脱，表面看来是抛妻儿，弃父母，离家疏亲，违背孝道，但佛徒通过修行悟得无上之道,进入极乐世界，成就涅槃圣德，既能荣亲耀祖，还可为父母及祖先祈福,所以佛教教义并不违背孝道，而是追求更有意义的孝道。

　　 东晋名僧慧远对此问题论述得犹为深刻。面对朝廷的非难和打击，慧远充分运用其深厚的儒学和佛学根底，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文，全面阐述自己的孝亲主张。他把佛教义理与名教相调和，进行巧妙辩争，认为佛教离家修道不辞君亲，并非弃亲背尊，而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亲；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使佛教伦理获得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朝廷礼法的认可。他主张“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佛僧顺从教化，道德情感没有超出礼法的要求，道德行为合乎礼教。但出家修道的沙门已不是世俗的人，以修道资养身心，视自我为实现道德理想的障碍，认为人们生生不息追求自我是顺化了世俗的教化。佛教伦理的实现方式是：求宗不顺化，息患不存身。要实现佛教的道德理想，不能完全以世俗教化所要求的规则行事；要去除实现道德理想的障碍，不能追求自我的名利，不能贵生、厚生。虽然形式上与世俗礼教的要求相违反，“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但究其实质，佛教并没有违背忠孝之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忠孝。

　　 应该承认，慧远涉及到了佛教更本质的层次，他主要的论证是：“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外诚异，终期则同。”佛教与儒教，出发点不同，但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殊途而同归。慧远这一思路奠定了后世整个中国佛教界调和三教的理论基础。

　　 (二)尽孝源于报恩

　　 佛教的孝道是与报恩理念紧密相连的。佛教历来强调“报恩”，有“报四恩”之说。四恩即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本生心地观经》认为，父母养育子女之恩，广大无边，认为背恩而不孝顺父母，将来即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如孝顺父母,就将得到诸天护持,福乐无尽，倡导人们孝顺父母以求善果。由于受中国传统孝亲观念的影响，报父母恩在佛教四恩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中土关于报恩尽孝的主要经典，该经主要通过述说了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十重恩德，以说明报答父母恩情不仅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而且作为子女，无论怎么孝顺，都无法报答父母恩德，尤其是慈母的宏恩难报。经中述说的十重恩德为：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悯恩。这十重恩德有对父亲守护、养育之恩的论述，更侧重于对母恩的全面阐释。

　　 关于母亲对孩子成长的十重恩德，该经有着非常详细和比较系统的述说，即使在现代人看来亦将为之惊叹。其中，怀胎守护之艰辛，临盆之生死体验，可谓“血浓于水”的亲情本质。而咽苦吐甘、回干就湿、哺乳养育和洗濯不净则从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赞颂了父母，特别是母亲恩深情重。另外，远行忆念、深加体恤和究竟怜悯恩，再次从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所倾注的关怀体贴，赞颂父母的养育之恩。

　　 宗密为了表示对双亲的孝意，根据他本人对印度佛教经典《盂兰盆经》的理解和诠释，写下了《盂兰盆经疏》，以申述其对佛教之孝的观点。《盂兰盆经》的主题是借目连行孝救母的故事以倡导行孝报恩。目连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为了救母出饿鬼道，在七月十五(佛欢喜日)这天，广修布施供养，以十方僧众的业力救母出离苦海，因而有了孟兰盆节(中国的中元节)的由來。《盂兰盆经疏》向世人劝说，如果一个人出家得道，他在家的父母由此得到很大的功德和利益，所谓“一人成道，九祖超生”，如果一个人出家修行证得道果后，他今生的父母乃至往世九代的祖先都会因此而往生善处，享受无边快乐。

　　 唐朝道世在他的《法苑珠林》中专设《忠孝篇》、《不孝篇》、《报恩篇》，融合儒佛孝道，以儒家二十四孝中的人物为伦理题材讲说佛家孝道，宣扬为人忠孝将得厚报，表达了对世俗孝道的认同和赞许。道世又特别指出，出家后精进于佛法的闻思修行，最后证得解脱的佛果，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因为得到佛果后，自己方有能力帮助父母及无数的众生从轮回苦海中解脱，这才是真正的孝顺父母，报答父母的恩德。

　　 (三)戒律与孝道合一

　　 宋代高僧契嵩是中国佛教孝道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代佛教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孝进行专门讨论，著有《孝论》十二章，满篇皆言孝，被尊为中国佛教的《孝经》。从内容上看，《孝论》最大的特色是其戒孝合一论。

　　 契嵩指出，“孝名为戒”是佛教戒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孝顺父母，受五戒，是为优婆塞、优婆离，由此可达仁义之道；孝顺师僧，受具足戒，是为比丘、比丘尼，孝顺自己的各位老师，由此可达涅槃之道；孝顺佛、法、僧，受菩萨戒，是为摩诃萨(菩萨)，由此可达菩提解脱之道。他认为佛教戒律是以孝为基础的，“孝为戒之端，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端”指孝是戒的出发点，离开了孝，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佛戒。对于孝和戒不应理解为：一是世间的孝，另一是出世间的戒，而是戒孝合一的。因此修行者如果试图只持戒而不行孝，那么所持之戒非佛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