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慧洪看来，作诗是寄寓诗人由“妙观逸想”所产生的“神情”，因而不应加以种种限制。诗人在“妙观逸想”中，奇思飞腾，佳句纵横，即是“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16]，也是许可的，不能拘泥于事实的真实加以指责，因为它符合艺术的真实，这种真实乃是存在之真，是诗人的全部可能性的无蔽性的敞开。慧洪举出苏轼“平生万事足，欣欠惟一死”来佐证他的看法[17]。慧洪指出，在“世俗”之人看来，苏轼之诗句是不合生活逻辑的，既然“平生万事足”，又何以会出现“所欠惟一死”之叹呢！但在慧洪看来，苏轼此诗，看似违背常理，但却真实地表现了苏轼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一种“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18]。这就是一种本真生存，而诗人就是一种本真生存的执著者。
　　 第三，慧洪的“妙观逸想”是指塑造艺术形象，开拓艺术意境，建构意义世界的审美构思过程，而诗中“所寓”之“神情”乃是“妙观逸想”的产物。慧洪提出的“妙观逸想”说蕴含着禅宗美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他在《冷斋夜话》卷七“东坡留戒公疏”条中，指出苏东坡的“留戒公疏”也是苏氏“妙观逸想”的结晶：“苏坡妙观逸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东坡为挽留“石塔长老”，撰写了这篇情真意切而又充满禅机的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妙观逸想”所孕含的禅宗美学的意蕴。现试作如下诠释。
　　 “妙观”之“妙”，是精微深远、不可思议之意。“妙”是佛家的审美范畴。智觊《法华经玄义》：“妙者，褒美不可思议之法也。”“不可思议”是佛家惯用的否定式表述，往往是状佛教最高义理、实相本体，所以“妙”又有“更无等比，更无过上义”[19]、“华多无碍”义[20]、“精微深远”义[21]等等。“妙观”之“观”，系“观照”之义。慧远《大乘义章》二曰：“粗思名觉，细思为观。”“观”为达观真理之谓，即智慧之别名，它乃心之思，包括想象在内的寻思真理的内心活动系统。在众多的大乘经典里，“观”和“观心”是属于同义词。而“观法”也可以称之为“观心”。“法”指现象，在佛家看来，无论客观世界的现象，还是心中想象的境相都称之为“法”。以般若智慧照见诸法实相理体，因此“观法”又称之为“观照”。而“照”是与般若智慧紧密相联的主体感知能力，或者说是指心的一种神妙无方的直觉认知能力；则“观照”，是以般若智慧照见事理。因此，“妙观”者，是指以一种神妙的直觉感知力，仰观俯察，优游灵府，对客观的自然、社会现象的深入观照，以及对内心情感的再度体验，见得真切，观得精微，以把握审美对象（外在的客观世界的现象，以及内在的情感体验）的审美意蕴的过程。这是审美构思活动的第一层面。“逸想”之“逸”，是闲适自在、洒脱不羁之意。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以“不拘常法”为“逸”。窦蒙《语例字格》曰：“纵任无方曰逸。”张谦宜《斋诗谈》称：“飘逸者，如鹤之飞，如云之行，如蓬叶之随风。”这些说法，都表明了“逸”是指审美构思的出人意外，超尘拔俗，不拘常法，即“白云在空，好风不收”[22]、“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23]的特性。由此可见，所谓“逸想”，乃是指审美创作构思中那种自由自在、洒脱超然、神奇飘逸、变化莫测的审美想象。慧洪还在一些菩萨画象赞中，指出艺术家是通过“逸想”来塑造妙不可言的菩萨象的。他在《慈氏菩萨栴檀象赞》中说：“何人寄逸想，游戏浮沤间，比如幻之力，刻此栴檀像。坐令众妙好，秀发千光中。天冠束绀发，铢衣络华鬘。种种妙庄严，成此功德聚。当时亿万众，感极则悲号。”[24]在《观音菩萨画象赞》中说：“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庄严身。屹然欲动千光集，譬如将回紫金山。湛然欲瞬众好生，譬如欲折青莲华。”[25]总之，“逸想”乃是审美构思活动的第二层面。它是在“妙观”的基础上打破主体心灵结构原有的平衡，因情起兴，神思飞越，所展开的一种自由适意、超尘脱俗的心灵遨游。那么，所谓“妙观逸想”则是指审美意象营构活动中，审美主体进行审美观照而后寄形骸之外，神思飞越然后穷变化之端的自由任运的审美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它常常伴随着审美情思的萌生、审美意象的熔铸、审美意境的开拓以及意义世界的建立。应当指出，这种“妙观逸想”乃是一种存在之思（诗之思），而非存在者之思，它不是逻辑推理、心机计算，而是对存在显示的本真的领悟，是非思量的妙悟，是真实生命存在的呈现。慧洪强调的是审美构思过程中进行般若观照的重要性，通过般若观照获得般若体验的重要性。只有以般若智慧观照诸法（包括客观世界的现象和内心世界的境相）的实相理体，掌握那种不可思议的、精微深远的禅道的底蕴，才能令神思翱翔，产生神奇无方的情思，熔铸美妙丰满的意象，开拓意蕴深厚的意境，建构澄明无蔽的意义世界。
　　 注释：
　　 [1][2][3]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八、卷六、卷七， 中华书局1988年版。
　　 [4]参见拙著《禅宗美学史稿》第九章，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慧洪《临济宗旨》：“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以语言见。 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
　　 [6]慧洪《石门文字禅》卷十九。
　　 [7]见《旧唐书》本传。
　　 [8]《带经堂诗话》卷三。
　　 [9]参见《大品般若经》卷二、《无量寿经》卷下、 《大智度论》卷三十。
　　 [10]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3期。
　　 [11]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
　　 [12]陈允吉《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见《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3]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之嬗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4年版。
　　 [14]参见拙著《禅宗美学史稿》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15]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17]《冷斋夜话》卷四“诗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