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早期的美学，以教化为其基本品格。远在孔孟以前，古代的政治家和宫廷的教师们已经将礼教和乐教作为贵族弟子的基本教育系统地予以实施并且颇获成就。礼乐文化或史官文化是一个连续的、在积累中前进的文化。原始儒家也不能例外，自称“吾从周”的孔子只是接着商周两代将其礼乐文化提炼、进升为儒家哲学和教育学，美学是渗透在两者之中的。孟子的美学以其养浩然之气的人格而显得极有个性，但其总的方向还是与礼乐文化的善的目标和儒家的救世主义全然一致，也是在传统中的革新。荀子讲到礼乐，这样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荀子理论中的教化传统不仅被接了下来而且更为系统和清晰，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就原始儒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孔孟荀强有力地推进了礼乐传统的文明化和意识形态化进程。不过，也许是过于入世和尊重历史的缘故，原始儒家虽已学会了区分美与善，但却往往不免徘徊于两者之间，并且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他们所高扬的仁义之善。审美经验未能独立和强大，也就从根本上消去了造成美学突破的可能性。
　　 第一次美学突破发生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的中晚期，此突破有赖于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冲击力度。《庄子》的美学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予以指出，这里主要从突破的视角作一描述。庄子的美学完全是一个新的精神形态——关于人的审美关注、潜在能力和自由创造的哲学。庄子的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相对主义时空观，对技艺的扬弃和超越，疏离了权力关注、技术关注和道德关注的审美关注，忘我的自由创造，等等，构成了中国人审美经验的诸基本要素。这些，都出现于庄子所编造的寓言之中。
　　 庄子美学充分注意到时空的相对性、运动的绝对性和人生的短暂：“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庄子美学是讲究亲证的：“斲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这是一种纯粹个人经验，它与文化传承的一般方式不同，不是灌输式而是体验式的，不是见诸于语言文字而是心理的，不是群体性而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亲证。
　　 庄子美学把人也视为自然有机的一分子，主张在纯粹的个人经验之中亲证人与物的统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齐物”，是一项极高明的美学策略，它以天地宇宙的真实存在和无限广袤赋予人一种回归精神家园的喜悦和超越感。由此，庄子美学进而在天地的浑沦一气中追求无我的逍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一个画史则进行心理准备。这是一种“无我”的审美关注。基于此，宋元君首肯之。显然，宋元君首肯的是画史的审美人格，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我，大写的我。
　　 从情感论上看，庄子是无情而真正有情的。所无者世俗之情，如对权力、名利、技术等的崇拜心理和攫取欲望，它们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悲诸情感，具有人为、刻意、虚伪和扭曲的性质，违异于人性之本真。所有者自然情感，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真诚，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忘却了自己有肉体（我），也不要外在的功名（物），快乐通于天地万物：“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虚静成为庄子的平常心态，他崇尚与天地合一的快乐。自由自在的逍遥之乐，就是纯粹的审美之情。
　　 从此，中国人的纯粹的审美态度被培养了起来，这是突破成功的根本标志。作为精神和价值的世界，它是崭新的，超凡脱俗的，为中国人受用不尽的。道家美学的发展以及它与儒家美学长期的互相冲突、容受和发明，汇成了中国美学史的大河。这条大河中流注着纯粹的美和非纯粹的美，其中纯粹美之源头为庄子所引出。正是基于此，我们称之为美学的突破。
　　 　　二
　　 玄学美学的基本特点，是以道家为主兼顾儒家的道儒综合美学。它的突破点在由对人伦鉴赏的重视进而极度崇尚人格美，由对自然的观照、体贴进而走向逍遥式的自由，由对情感的推崇进而导引了缘情的诗学。
　　 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中断定：晋人持“人格的唯美主义”。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世说新语•言语》）这是极为典型的一例，由观赏自然风光的不同视角引向针对人格的批评，虽出乎戏语，其份量不可谓不重。这一条，无论是论人还是论天，都看向纯净，那自然是审美的标准。魏晋时期当得起这一标准的人物有许多，其中较早且具有典范意义的是阮籍和嵇康。正是他们继承了庄子美学的飘逸本性，并将其循着自然原则的轨迹极度地推进到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境界。二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他们的人格具有强烈的审美品质。审美人格的挺立是魏晋美学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魏晋审美人格定性为逸。逸是一种自由情结，而魏晋六朝美学史大致可以简要地概述为从逸的人格向逸的艺术之展开过程。这一时代艺术批评中著名的“风骨”、“气韵生动”、“逸格”诸概念，都是将人格与艺术融汇在一起的结晶。
　　 自然，是中国美学的一个支点。自然在庄子，是时间上空间上都无限广袤的一个连续体。庄子眼中的自然是活的，有品格的，这里有泛神论的倾向。到了魏晋，自然的美学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翼。大玄学家王弼提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注》五章）他的自然观讲道不违自然，万物就是本体（道）自己运动的表现。王弼的这一见解，从哲学高度表述了魏晋玄学的自然观，与他的“圣人有情论”是相互呼应的。玄学的左派领袖嵇康就音乐美学提出了“自然之和”的哲学本体，他的音乐美学达到了魏晋美学的高峰。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口号，标志着人格美的理想已经由名教而转到自然上去了。他的人格理想是“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同上），又并非没有人道的原则立场。强调自然原则又不废人道原则，是他与庄子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