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元在《以佛学禅见释“意境”》一文中认为：“中国‘意境’理论本身就隐含着‘性空幻有’的成分。意境比意象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于，意境不仅是主、客观的统一，‘立意’与‘形象’的统一，而且也是在‘空灵’观念指导下有与无的统一、境与情的统一。”[8]在其著作《禅意与化境》中，他也从史的角度，结合文艺创作和理论论述了意境与禅的关系。于民《空王之道助而意境成——谈佛教禅宗对意境认识生成的作用》认为：“意境认识的蕴成，是我国特有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古老的人体科学等相结合的产物。它涉及的方面条件甚多，仅就中国古典哲学来讲，道、玄、禅影响最大，可以说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9]他从十个方面分析禅对审美主体和创作思维方面的影响，具体说明了禅影响于意境产生的内在机制。于民研究视野开阔，他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认识禅与意境的关系，认识到意境现象复杂而微妙的渊源，应当说这种研究思路比较能反映客观的情况，有利于问题本质的揭示。但是，其中牵涉到哲学、心理学、医学等许多方面，进一步研究有很大难度，也更具有挑战意义。李旭在专著《中国美学主干思想》中对意境理论的论述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诗学的“意境”范畴并不是惟一的，而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以传统的‘情景相生’理论为基础，另一种是以禅宗‘物我相冥’思想为基础。前者的特点是‘以物就我，以情着物’，大致上以王夫之、王国维等为代表；后者的特点是‘物我得宜，异体性通’，其代表人物是严羽及王士祯。”[10](P194)这种辨别以不同意境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基础，是对意境理论不同内涵的有益甄别。
　　 意境与禅的关系是禅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研究不深入、缺乏新意是此项研究长期存在的症结。文学境界与禅的境界在体认世界的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如何在传统的模糊表述之外揭示其中更有价值的内涵，是研究者此后应当注意的。笔者以为，跳出传统的文论研究、美学研究模式，开阔视野，借鉴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思想，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以高屋建瓴之势，重新审视意境问题，当有新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目前已有学者开始这方面研究，筚路蓝缕，但前景光明。
　　 3.诗学术语、诗论形式与禅
　　 自唐代往后，以禅喻诗、以禅入诗渐成风气，诗论中化用禅的语言、禅的思维方式已成普遍现象。一些原有的诗学术语融入了新的内涵，也涌现出许多新的诗学术语。同时，禅宗也影响到诗格、诗话的出现，自宋代以后诗话中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多与禅的影响有关。中国诗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飞速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周裕锴《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文中详细分析了诗学中引进的“反常合道”等十个禅宗术语。大量禅宗术语被引进诗学，形成了宋诗学“以禅喻诗”的鲜明特色。作者对诗学术语语源的探索在当前禅美学研究中显示出扎实的功力，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是塑造当今禅美学大厦的可靠基石。
　　 张伯伟在《禅与诗学》一书中说：“晚唐五代的诗格，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存在着以下三个较为普遍的特点，而这三个特点正是由佛学影响导致的。简言之，就是‘门’、‘势’、‘作用’。”[11](P11)“语录之实，起于《论语》；但语录之名，却大倡于禅宗”[11](P30)，禅门语录对诗话的形式和理论都有影响。禅门偈颂也助成了宋代论诗诗的涌现。张伯伟的另一著作《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虽主要是材料汇编，却是难得的力作。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着重论述过诗格，很有见解，其后研究者很少，张伯伟的研究重资料，工夫切实。
　　 佛禅的流行得益于借鉴文艺的表达，文艺手法与手段是佛禅的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反过来，佛禅思想又深深的影响了文艺的表达方式，促进人们更深刻的认识、把握文艺的本质，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正因为如此，借鉴于佛禅思想进行文艺批评也就有了内在的根基。这方面研究目前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反映了人们对诗禅关系的认识正走向深入。
　　 二、禅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的具体关系之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适应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禅宗诞生之后，即与文艺渐渐水乳交融，为文学艺术带来新内容、新思路、新特点，成为构成文艺灵魂的因素之一。因为禅与文化的融合是如此之深，所以从多侧面研究禅与文艺的关系是必要的。
　　 1.诗与禅
　　 诗、禅关系是禅美学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这方面的著述也最多，研究的也较为透彻。
　　 叶维廉《禅与中西山水诗》一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分析了道家和禅宗对中国山水诗不同方面的影响，通过点面结合的对比深刻揭示了中国山水诗的特点。姚南强的《禅与唐宋作家》梳理出唐宋受禅宗影响的近三十位诗人进行个案研究，同时分析了禅宗的兴盛与唐诗宋词的繁荣之间的关系。程亚林《诗与禅》分析了佛禅观念对诗人诗作整体风格的影响，并通过理论的比较和历史的叙述，说明“以禅助诗”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理想的形成，“以禅喻诗”深化了古人对诗歌欣赏、创作的认识，并致力于以史的眼光为禅美学在诗歌审美意识流变中的地位定位。周裕锴在《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中提出：“诗家的‘翻案法’与禅宗的‘翻案法’不仅有语言形式及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而且还有事实上的亲缘关系和影响实例。”[12]从宋代文学领域可找到大量的翻案实例，以至翻案成为宋诗的特色之一，这是禅宗偈颂影响到时代审美思维的结果。
　　 “以禅入诗”是很多受禅宗影响的作家的创作表现。黄宝华《禅宗与苏轼》、张晶《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等文章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僧人诗作也渐渐受到重视，许多禅僧的诗歌创作得到认真研究。覃召文《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一书对诗僧的成因、思想、交往以及他们的创作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具体的分析、论述，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昌武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认为中国诗歌自韩愈“以文为诗”到宋人借诗讲义理，反映了诗歌表现境界的不断开拓，表明禅宗“明心见性”与华严“事理圆融”等观念被诗人所接受。其力作《禅思与诗情》以对历史清晰确切的把握，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引人注目。此书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对中国禅宗的发展，禅文学的发展，禅宗对诗人、诗歌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描述”。这些问题看似都已为许多人涉及过，但是孙先生的研究论述精深，发人之未见，更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