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书、画与禅
　　 和诗歌一样，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自唐之后也深受禅美学思想的浸润。相对来说，佛禅对于史的领域影响较小，因为历史的书写记录一直由在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为原则，但是，儒家对文艺的控制，特别是对书画的控制要弱的多。禅宗影响书画，受到的阻力比诗歌还要小。诗歌传统上被要求言志、助教化，并且在科举制度中还影响到取仕，所以往往与社会、政治结合紧密。而统治阶层对书画的控制则比较宽松，书画常被文人用来尽情表达自身的心境，所以，书画与道家、禅宗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强调自性、直觉的禅宗，更为书画的创新提供了启发和精神动力，影响到书画性质的改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认识禅宗与文艺关系的重要突破点。
　　 文师华《佛教对中国书法的影响》论述了禅宗顿悟成佛、自性是佛理论刺激书法艺术的主要表现：狂草书风的兴起、破法求变的书论、尚意书风的出现。张育英《禅与艺术》一书中以一章的篇幅论析了禅与书法的关系。他以张芝、张旭、怀素等人为例，详细分析了禅宗影响于书法创作的内在机制及表现形式。黄君《佛教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中论证，颜真卿自五十岁左右依托佛道，并最终“作了一个正式的居士”，颜真卿书法的神龙变化表明他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单一功用性的目的，进入到摒弃功用，而直指心源的纯艺术境界。
　　 施蕴珍《绘画之道》分析认为，“使南宋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的作品在‘道’的方面得到最高陈述的，主要是禅的影响”[13](P13)，而不是道家的影响。徐建融《佛教与民族绘画精神》一书中，认为文人画与禅宗的确有很深的关系，“禅宗涵育了文人画，文人画展现了一片禅境”[14](P133)。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中论析了禅宗“关合诗画”的历史，认为禅悦之风是促使诗论、画论相互影响、相互融会的动力所在。
　　 历史上禅与书画水乳交融的关系大家有目共睹，不过其深层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揭示得不够。并且，表层的理论上的认识需要大量的实际例子来佐证。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像研究禅与诗歌的关系一样，深入到丰富的书画文化遗产中去，通过认识更多的个案，来更客观、更全面地把握禅与书画多层次的关联。
　　 以上两个方面是此类研究的着重点。别的方面，如戏剧、小说、散文、园林等与禅关系的研究则力量相对较弱，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专著很少。一些学者已在这些领域进行开拓。如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一文从论文主张、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文中的禅理禅趣诸方面分析了禅宗与苏轼散文的关系。任晓红的专著《禅与中国园林》在书中分七章从不同角度对禅与园林艺术的关系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山水园林的自然美与禅的精神相契合，是士大夫寻求心理平衡、完善人格的所在。此书文笔流畅，分析细致，观点新颖、明确而不流于空泛，是研究禅与园林关系的有力度的著作，对促使人们悟解其他生活现象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也有启发意义。
　　 三、禅美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
　　 至今为止，学者们已从很多角度对禅美学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
　　 比如，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相生发，点与面相结合的成功之作。此书以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典型，论析了禅宗思想在世俗文化及文人创作中的广泛渗透及其对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则在中国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框架中，重点论述禅在中国艺术精神演化过程中所起的深刻作用，注重学理的研究。皮朝纲《中国美学沉思录》书中把禅美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分为涉及审美境界论的“禅”、涉及审美本体论的“心”、涉及审美认识论的“悟”、涉及审美方法论的“参”四个部分，并认为中国禅宗美学思想史经历了五个阶段。禅美学体系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发展线索的明确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文艺思想的发展历史。张伯伟《禅与诗学》、孙昌武《禅思与诗情》都是从禅与诗学、禅与诗关系的角度入手，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进行探索，资料翔实，富有理论深度。而王树海《禅魄诗魂》一书截取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此一时期内的主要文学现象分析佛禅的影响，内容丰厚而深刻。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也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综观这些年来的研究情况，禅美学的研究逐渐明确于从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的事实——即禅影响下产生的大量诗、绘画、雕刻、散文等艺术史上的实际材料出发，从中总结出禅美学的内在规律。其中着重讨论的问题有禅的认识方式的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现象、禅宗影响于各艺术门类的内在机制。这些研究有很大成绩，当然也有局限，而这又涉及到我们对禅美学研究目标和方法的认识。
　　 早期禅美学的研究带有就事论事的倾向，抓住问题的某一方面，拉着禅与诗、艺术作直接简单的类比，难免生硬。也有的是就禅美学整体，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条分缕折。这种“小国寡民”或“闭关锁国”的研究方式或与中国禅美学的特殊性和具体研究的困难性有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在许多基本问题解决之后，要想获得研究质量的提高就很困难。现在，正如经济的日益世界化一样，世界文化的交流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化、中西文化互相借鉴，互相取长补短，已成为自身获得更大发展的必要条件。与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不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微弱的，甚至西方对中国文化还存有深刻的偏见。美国当代学者托马斯•芒罗说：“目前惟一可在英语中找到的美学史实际上没有涉及到东方艺术或思想。”[1](P5)芒罗认识到西方美学的缺陷，认为东方美学可以弥补它的不足。他认为东方美学对西方美学至少有三种价值：一是增加西方美学家对思想史的了解，进而增加对整个文化史的了解；二是帮助理解东方艺术，尤其是理解产生于相同环境中的艺术诸格；三是“提高我们对整个艺术的理解，包括对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的理解”[1](P9)。芒罗把西方美学对东方思想的忽视“归咎于西方美学本身传统的惰性；归咎于它过分依赖从对美的思辨哲学假定中进行演绎推理或高度专业化的语言学分析”[1](P4)。这是一个西方学者的认真总结，但我们更应反省自身，我们应怎样使自身的文化具有世界意义。季羡林先生曾提出“送去主义”，主张我们主动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禅美学研究上，我们应考虑到这一文化因素，从而在新的思想高度上进行我们的研究，一方面汲取西方的思维成果，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格局的高度认识禅美学的世界意义，扩大禅美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