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顿悟”说与中国古代美学嬗变
在中国美学史上，中、晚唐是一个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无论是艺术思维、艺术创造，还是审美指向，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禅宗佛学正式形成之时，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然时间上的一致还不能完全印证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不过，禅宗美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笔者以为，禅宗美学之所以重要，其关键就在于它的“顿悟”说。长期以来，“顿悟”说曾被一些人视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典型，岂不知它不仅与美学和艺术息息相通，而且还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关键时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禅宗“顿悟”说所包含的“离相无念”、“自性顿现”、“法由心生”等内容，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变革，以下就分别试作论述。
一、“离相无念”与艺术思维的转轨
“顿悟”是禅宗有别于其他佛教流派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达到“涅槃”境界的不二法门。禅宗“顿悟”之法，最讲究“无心”。它认为众生之心皆为妄想，只有体会“心”的正觉，做到彻底“无心”，才能断除妄想，即是说，“无心”之后真心乃可见。这时的真心与宇宙之心共同一体，无挂无碍，来去自由，这才真正达到了彻底解脱的“涅槃”妙境，所以说“即心是佛，无心是道”。
但是，世间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也不可能不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正如刘勰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第278页，第278页。）然则怎样才能无心呢？禅宗主张超凡脱俗。
诚然，佛教中的各个流派都讲究超凡脱俗，不独禅宗一家为然。不过禅宗自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从惯常的远离尘世，变为虽身居闹市却能保持一尘不染的“离相无念”。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曾说：“自性常清静，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注：慧能：《坛经》，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第71页，第20页。）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人人都具有真如佛性，只是由于受到“妄念”的浮云覆盖，才使众生难以洞见佛性真谛。那么如何才能去除“妄念”呢？禅宗又主张“禅定”。
禅宗的《坛经》有言：“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又说：“若见诸境不乱者，是真定也。”可见所谓“禅定”，无非是指一种既不受客观因素干扰，又不受主观欲念制约的修炼功夫，同时也指一种虚静而又和谐的精神状态。禅宗认为，只有对一切境界不动不起，一切处无心，才能保持“六根清静”，从而进入与宇宙之心冥契合一的“涅槃”妙境。倘若正常的思维路数不被打断，见相而起念，满脑子都是世俗间事，是断断无法“顿悟”的，即使稍有走神，也“自救不了”。这就是禅宗强调“离相无念”的根本原因。
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多”。禅宗正式形成之前的佛徒，为了摆脱世间的拖累，抵御外界的干扰，稀释内心欲望不得实现的痛苦，往往重林谷而轻世间，隐居山中，独坐养性。连被禅宗尊为五祖的弘忍大师也说过：“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注：《楞伽资记》卷一，《大正藏》卷八五，1289b。）可见传统佛教还比较偏重外在的形式，即借助于对象化的力量来求得心理的平衡。
禅宗崛起以后，就把求得心理平衡的方式由客观环境转向了主观内心。禅家认为，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人心起“妄念”的结果，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只有主体内心的宁静、平衡与和谐，才能与宇宙之心融为一体，成为真实而又永恒的存在。因此，禅宗要求“离相无念”，“见诸境不乱”，对尘世的一切统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是一味反观自心，保持清净，就可修成正果。
与反观自心相应，禅宗的修行也由传统的岩居穴处，息交绝游，发展为“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身在红尘浪里，却有清净本性。正如禅宗祖师慧能所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这说明，修行地点在闹市抑或山林，对禅宗来说均无关紧要，甚至是“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注：慧能：《坛经》，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第71页，第20页。），关键在于是否做到“离相无念”，清净其心，“顿悟”见性。禅宗发展到后期，佛国与世间的界限更是被完全打破，佛徒、居士既可在世间穷奢极欲，同时还可尽情体验“顿悟”成佛的乐趣。禅宗的世俗化、社会化甚至纵欲化，至此可谓登峰造极。儒家、道家和传统佛家都没能解决的身心和谐问题，在禅宗这里算是最终找到了突破口。
总之，禅宗不是以逃避现世、隐逸山林的方式去超凡脱俗，而是以“离相无念”为宗，采取克制、和谐的方法来抵御外界的干扰，求得内心世界的虚静与平衡，并进而实现身心的和谐。
众所周知，强调排除杂念、主张内向自省、保持虚静和谐的心态，这并非禅宗一家的独创，儒、道等学派亦早有论述。如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荀子的“虚壹而静”，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等等。但儒家圣人倡言虚静，旨在理想人格的自我完成；道家真人高扬虚静，意在逃避现实，求得与大自然的合一。就虚静理论的深度及其影响来看，儒、道两家都不如禅宗。禅宗于“虚静”（“离相无念”）言之最切，行之最笃，特别是即世间而求出世间的修行方式，对中国古代艺术思维方式的转轨影响更大。一方面，禅宗不像道家和一般宗教那样完全舍弃感性形式而追求精神的绝对净化，而是强调在世俗的感性之中向精神的理想境界超越。这就使得禅宗的宗教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实践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更容易实现“联姻”；另一方面，由于禅宗是即世间而求出世间，即物而不执著于物，所以当它渗透到艺术和美学领域时，就使得传统的感官验证式的艺术审美逐渐转向以内心感悟为主的审美方式。中唐以前的艺术思维方式，明显地以感官验证为主，这可以刘勰提出的“神思”论为代表，而“神思”又是以源远流长的“心物感应”论为基础的。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第278页，第278页。），说明这种“神思”活动是始于物而又终于物，不局限于物而又不脱离于物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前期的作家艺术家认为物本身就具有独立自在的审美意义，而艺术创造的任务就是使“意称物，文逮意”。因此，中唐以前的艺术思维，基本上限于“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第278页，第278页。），是以感官验证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