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之“悟”,由僧肇的“妙悟”而至竺道生的“顿悟”,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佛学界,到了唐代才由少数诗僧引入诗歌创作领域,如中唐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述自己作的一首诗中,就有“东风吹杉梧,幽月到石壁,此中一悟心,可与千载敌”之句,将“悟”与“心”联系起来。皎然是以思维的升华而言“悟”的,因为他还有作诗须“苦思”之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取境》)从“苦思”到最后有似“不思而得”,正是一个升华过程,这个说法,容易被诗人接受。
南宗“顿悟”说及其“悟”之典型范例广泛传播,到了宋代尤盛,更多的诗人和诗论家发现,“顿悟”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唤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于是积极接收到两宋的诗学理论中来。先是在不少的论诗诗中有强调性的表述,如被划入江西派的韩驹《赠赵伯渔》诗结论性的四句:“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龚相《学诗诗》之一:“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占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连陈师道这样的“苦吟”诗人,也说写诗是“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已,故必悟”。最著名当然是以禅喻诗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大谈“妙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而他最欣赏的“透彻之悟”:“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实质就是“顿悟”。严羽的“妙悟”对诗人而言,一悟之后,当然不是“万法皆空”,不能是“无一物”,而是使其审美对象变得“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现实世界中的实景实物,转化为诗中的虚物虚景,即诗人情思化的美物美景。关于禅悟与诗悟的同与异,严羽之后,明朝诗论家胡应麟论曰:
严羽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捧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4]
清初周亮工编《尺牍新钞》收录了一封谈诗与禅的信(陈宏绪《与雪崖》)[5]立于诗之本体作了“相类而合”与“淄渑之别”的分析:
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而无取于辟支声闻小果。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然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性。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诗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之空华阳焰,漠然不以置怀,动于中则深以为戒,而况形之于言哉!
这个比较分析是正确的,禅悟要排除感情,排除得愈彻底(即慧能说的“华情已”),方可“顿悟”,否则便是“渐悟”或未悟。因此,那些禅宗高僧悟道的偈颂禅诗,蕴含的是佛理禅趣,而诗人则是“通灵感物”而悟,有强烈的情感驱动,悟的结果,不是“恬淡渊默”的“妙契自然”,而是如司空图所说“生气远出”的“妙造自然”(《二十四诗品?精神》)。严羽标举“妙悟”,通于西方诗学的“灵感”说,中国诗学的“灵感”理论自此而基本定型,佛、禅有先发、启迪、助成之功,功不可没。
二、“以指指月,而月非其指”
佛学禅理中,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现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不用语言文字进行传授,但是却有大量的佛学典籍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佛徒们学习之后,自己也著书立说。禅宗虽少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高僧们“上堂”与平时师生问答的话语,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号曰“语录”,广为流传,怎能说是“不立文字”呢?原来,“不立文字”是指他所悟入的那个“玄道”,其“道”本是“空无”,“实相无相”(据《教行信证证卷》言:“无为法身即是实相,实相即是法性,法相即是真如”),“无相”,当然不能以言语文字进行摹拟性描写。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不能见诸于文字描述的。竺道生在《妙法莲华经》中说:“夫至象无形,至音无声,希微绝朕思之境,岂有形言者哉?”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所用的语言文字起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看鸠摩罗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关于“明实相离合”的一段话:
汝于摩诃衍中不能了,但著言声摩诃衍中诸法相实。实相不可破,无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诃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时微细,有明眼人能见,指示不见者。此不见人,但视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语言:“痴人!何以但视我指?指为月缘,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者非实相,但假言表实理,汝更著言声,暗于实相。[1]
这段话是设想有一个“汝”想用实在的言语描述、阐释佛家经典中的“诸法实相”,“实相”本“无相之相”,你从何说起又如何说呢?若可说破,佛祖早就说了,能够说破,任何佛典也不是佛典了。《三昧经》的作者为说明佛典的作用,还是用了一个比喻;以指指月。月在虚空之中,初生之月更是细微难察,有人指给你看,你应该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你没有看见,便老看着那手指,岂不是把手指当成了月亮。这就是说,所有的佛学典籍都是指向佛的手指,手指不是月,语言文字讲述的佛理不是佛,欲悟佛而去佛经中寻找佛何在的人,不过是在反复打量那个指头而已。
“以指指月,而月非其指”,即“实相离言”之意,与罗什一道翻佛经,并被称为罗什门下“八俊”之一的竺道生,找到了中国式的解释。据《高僧传》记载: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意。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原来,类似“指月”说,中国早就有了,那就是《庄子》的“语不足贵”、古人之书为“糟粕”(《天道》),而有“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说(《外物》)。到三国时代,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发挥出学理严密的“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换成佛家语来说,应该是:离指而见月,得月而忘指。据说,竺道生就是因此而“校阅真俗,研思因果”而发明了“顿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