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关键不在于僧人是否可以拥有世俗的享受问题，而在于拥有世俗享受的僧众是否还能够担负起护持佛法重任的问题。换句话说，即僧众接受了现代元素，是出于享受的需要，是对于艰难的规避，还是为了顺应社会的快节奏，为了更好地修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更好地发展佛教的问题。

其次，寺院是否能够从事市场经营的问题，关键在于，经营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经营成了目的，那么即使促进了寺院和某个教团内部的发展，也最多只能是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削弱宗教性，使寺院或教团融入世俗社会，成为世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果，是“世俗化”佛教，而不是佛教自身的发展，更不可能构成“发展的佛教”的有机成分。如果经营的结果是给教团的生存和发展拓展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如僧众素质和修行的提高、信众队伍的扩大、影响的扩展，甚至形成了未脱离佛教本质而具有新形式的“发展的佛教”，那么，这样的“经营”也必将为后世所接受，甚至效仿，成为新型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种宗教的发展主要可以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教义教理的发展；其二，教团的发展。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又存在着各自的发展逻辑。通常而言，教义教理的发展属于信仰层面。不管发展的形态如何，教义教理的核心是不能动摇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教义的革新是必要的，但教义的革新又存在着远离教旨的危险，因而，在各个时期，总会有革新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就教义教理问题进行讨论并产生纷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义教理与教旨之间的总体契合性。宗教发展的更为显性的表现形式则是教团的发展，包括教职人员（如僧侣）的增加、普通受众（信仰者）队伍的扩大、摄受地区的扩张、宗教活动场所的扩建、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宗教实践方式的调整等。

教团的发展，必然涉及经济问题。在中国，寺院经济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寺院经济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投入、王公大臣的捐赠、普通信众的供奉等，在今天则主要是门票、信众布施捐赠和法事活动。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引起的政教之间的冲突，成为历次“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寺院经济的扩大，也往往伴随着教团僧侣队伍的扩展，产生人员结构复杂、管理出现疏漏的现象，民众有可能因某些僧人个体的不法行为而迁怒于整个教团。因而，教团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并不因为它是宗教组织而摆脱社团发展的规律，而是存在着发展和管理、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双重压力。

撇开寺院经济所产生的矛盾不谈，经济对于教团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在当今世界，寺院要修缮或建设，僧众的日常生活要维持，各种交流活动要扩大，都需要经济的支撑。依靠门票和布施的消极经济行为，只能维系寺院的基本生存，并使自己依赖于外在的因素（包括地方管理制度、交通、居士护法等）而缺乏自主性，无法给自己争取更大、更独立的生存空间。因此，寺院寻找新的集资方式，是寺院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手段。这样，少林寺的经营行为，从寺院经济的角度来说，可谓是为寺院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手段。

事实上，寺院参与商业经营，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中国佛教在六朝以后，富裕的大寺院多有经营不动产如开设“客舍”、“车坊”、“铺店”，经营借贷，以至于某些“佛教寺院的收入主要来自高利放债、信徒们的贡物和经营不动产”。从原则上看，那些具有世俗特点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对象，是与佛教的伦理完全相违背的，但是，由于它们是出于信仰，是用于供奉或发展佛教，因而具有明显的宗教特点。可以说，信仰或者发展佛教是佛教寺院参与经营活动得到认同的唯一理由。但即使如此，由于参与世俗活动而导致的过度行为也往往遭到世人的指责，甚至政府的制约，并且，从事经济活动本身是个双刃剑，它会给寺院的发展带来经济支撑，也会吸引一些并不虔诚的人加入僧团。这些人可能拥有更强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他们热衷于从事商业活动，以僧职为谋求世俗利益的工具，从而促使佛教戒律制度衰落、僧侣界腐化，进而破坏佛教事业的开展。谢和耐根据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事实，指出：“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在中国佛教中是并列存在的。”而当更多的人们把通过佛教作为取得财富和利益与达到自己政治、经济和私人的目的的手段时，佛教就衰颓了。

在当代社会，释永信和少林寺的经营行为，是最终被接受，成为“发展的佛教”的新的组成部分，还是在佛教的发展中被淘汰呢？如何评价这样的一种改革？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行为究竟发展了什么？发展了佛教，还是在发展中消解了佛教？少林寺的改革，是“世俗化”佛教，还是探索和建设新型的“发展的佛教”的有效途径，有待历史做出回答。

三、制度、人才、产品与中国佛教的未来

当代“少林寺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少林寺的发展与它的现任方丈释永信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没有释永信，也就没有当代“少林寺现象”。这样的一种表达逻辑，还可以反映于当代中国的许多寺院。对于这样的表达揭示的事实，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忧：当今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与佛教界的某些特殊人物紧密结合，以至于这几位人物的命运决定了寺院的发展，决定了佛教的当下命运。中国佛教与几位风云人物休戚与共，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佛教发展的危机，意味着佛教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薄弱。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佛教的发展摆 脱这样的怪圈，取得发展的永久动力，这是中国佛教向哪里去的问题得到真正回答的核心。

近年，在中国宗教学界渐益为人们熟悉的宗教市场论（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释美国宗教兴盛的一个新范式。宗教经济范式是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等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所形成的宗教研究的新模型。这个范式提出，在宗教市场上，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也就是说，宗教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在宗教市场中通过提供的宗教产品来竞争信众的过程。宗教产品是稳定和维持现有信众、扩展新信众的根本因素。这就意味着，宗教在社会中的状况决定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作为宗教产品供应方的个人或团体，其二是宗教产品。从长远而言，能够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可操作的宗教产品并保证这种提供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宗教则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又因为改宗需要更多的成本，最初占领市场的宗教形式能够争取到更多先机，从而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早期的“瓜分”宗教市场的竞争中，具有“卡里斯玛”特征、能够冲破现有条框的束缚并采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坚持到底的人往往能够为特定的宗教团体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直到众多的团体跟进、洗牌，最后进入新的稳定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