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世界上任何存在皆为空无自性，缘起性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一心三观，华严宗的“法界缘起”、理事无碍，禅宗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致都在论说这样一个现象，即“性本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我本元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中国佛教诸宗强调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即妄即真，即体即用，自在解脱。一念之间有迷悟，触类是道，立处即真。随顺世间任运而行，最终做到平常心即道，努力把真与俗两者打通，不使其相互分割。所谓“真俗不二”，真谛即俗谛，俗谛即真谛。这些虽是中国佛教天台宗之别教、华严宗之终教所立之说，同时也是诸宗处理真、俗关系的中国化路径。其结果，真如可随缘为诸法，故诸法即真如，真谛诠空，俗谛诠有，性空不乖相有，相有也不离性空，理事无碍，故为不二。

因此，佛教基本教义以“因缘生起”为核心，强调诸法由缘而起，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于是，世间与出世间万事万物，皆由众多关系普遍联系、相依相持而形成，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真、俗二谛的关系，被处理为空、有二谛。空有无碍，才是真、俗二谛的正观。俗谛的有，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真谛的空，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性。缘起才能性空，性空才能缘起。实际上，真、俗关系如同空、有关系一样，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对应而非对立。也就是，“俗”要依从于“真”，“有”要诠释为“空”。

这种方法破除了将世俗与胜义的二分，促使真与俗二谛、空与有二相圆融共存，从而把佛教教义及其宗教实践中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处理为出世和人世之关系，并且一直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问题。所以，中国佛教的发展形态及其历史演变，大致上就围绕着真俗关系、空有关系、出世人世这三组关系的变迁而变迁。它们的强弱、深浅、分化、隐现，基本上规定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模式。

“人间佛教”的发展格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的社会实践和信仰经验之果。它的基本主张是，真不离俗，俗归于真，正法长住于世。正如惠能大师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样，“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打通了出世人世之间的阻隔，彼此同等对应。强调了出世之法必定要通过人世之法加以呈现。

显而易见，佛教说的“世俗”，并非与神圣相对之意。虽然在佛教词汇中，除了“俗谛”一词之外，还有俗姓、俗院、俗家、俗缘、俗表、世法、世俗智、尘世间为俗等等说法，但它们无一不是佛法对治的对象。这些对象均为佛法用功之处，同时也是“平常之事”、“民生日用之常”。如同憨山德清说的那样：“舍人道无以立佛法”。这些事物虽是世俗之物，但是，舍弃了它们，就等于舍弃了佛法的用功对象。而此处“人道”一词，实际上则内含了神圣与世俗、空与有、人世与出世等诸项关系，即所谓的“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对峙来套用对中国佛教的审视。前者虽然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现象，特別是中国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佛教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处于对立的一对矛盾关系，相反它们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中国佛教在它自己的演变历程中逐步呈现出入简化或社会化的倾向，本质上是“神圣与世俗无非中道”的宗教实践的结果。简单使用西方社会舶来的“世俗化”概念来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诸种关系，或者用来表达中国佛教的重大历史变迁，将难以真实把握中国佛教如何实现向“人间佛教”这一转变的社会意义。

三

西方“世俗化”概念形成于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其内涵包含有政教分离、社会非政治化、教派多元化、信仰私人化等。这一概念尤其强调宗教作为社会和文化的重要部分，已经不再接受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控制。

“世俗化”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概括，其主要目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以政教分离为基础，特別强调制度宗教已经在公共生活之中失去整体的影响功能，国家政治及其公共价值已不再受宗教左右。

一般而言，“世俗化”指的是西方现代史上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宗教世界缩小了。按彼特。贝格尔的理解，“世俗化”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与宗教象征的控制。在西方近现代史上，“世俗化”表现为基督教会撤出曾经控制与影响的领域，如：教会与国家分离；世俗国家对教会领地的剥夺；教育摆脱教会权威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它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与整个观念群的变迁，并可从艺术、哲学、文学中看到宗教內涵的缩小与衰落，看到人们主观意识层面的世俗化。这意味着，在西方社会中造成了一批数目不断增长的个人，他们看待世界及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

世俗化过程还包括了世俗权力与宗教信仰的制度分隔、宪政和法治国家制度以及在此制度基础之上人们信仰的多元化与私人化、生活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宗教宽容精神。但是，它还同时包含有这样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由于社会的公共生活不再受制于宗教信仰体系，宗教从社会制度首要层面下降，被现代社会制度分隔在次级制度层面，从而大大减弱了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宗教从此将走下坡路，宗教信徒的人数、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社会功能将会日益减少。

因此，在理解“世俗化”概念内涵的时候，首先是要从政教制度和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层面来加以分析，由此切入在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功能与道德功能相分离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世俗化并非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日常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宗教的分割以及宗教现象的位移。它至少是说明了，伴随着近代化而来的世俗化过程，虽然宗教精神和伦理治权日益缩小，但这并不是宗教的消亡，而只是从此进入了另外一种发展进路。

“世俗化”理论曾经是西方话语在宗教研究领域和现代化理论层面的主流观点，并曾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影响近代中国政教关系的并非是“世俗化”理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中，中国入面临权力秩序和精神秩序混乱的双重危机，独特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决定了宗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变革呈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不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嵌入的关系，这些关系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变迁之中，不是简单的神圣化过程或简单的世俗化过程，而是一个富有中国宗教社会学意义的互动的复杂过程，那就是：国家话语世俗化，宗教信仰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