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益西旺波的障难

（一）《禅定目炬》的观点

朗达玛灭佛，是佛教和藏族文明刻骨铭心的一场灾难。佛教界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什么反思？藏文史籍如萨班的《显明能仁密意》、布敦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巴沃·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都依据《拔协》加以分析。尽管有石泰安等人相信宗论中的重要人物拔·塞囊是《拔协》一书中的原作者，我们也可以承认它的主体部分反映了拔·塞囊的经历和见解，但今枝由郎、戴密微等称它是“晚期和史料价值令人质疑的著作”。经过学术界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众多的更为古老、真实的汉藏文史料，寻找新的线索。

其中，9世纪大圆满法的祖师努钦·桑吉益西所著《禅定目炬》，1967年发表后引人注目。努钦·桑吉益西是莲花生的弟子，由于长寿，一直生活到朗达玛灭佛之后。他为保护、传承佛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宁玛派祖师吉美林巴在《涌莲藏真》中说，《禅定目炬》是作者在忏悔的心情下写的。它的真实性是可靠的。相反，《拔协》文学性强，民间传说和史实杂糅，赤松德赞的生年、生母等历史事实记载不确等，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禅定目炬》记载：

其中，因乘是世尊出离忧苦（涅槃）时，传教诫于饮光尊者，之后传至达磨达绕尊。在汉地经七代最后传到汉僧摩诃衍那，之后传于藏地藏王和诸比丘。朗达玛的时候，由于僧人益西旺波的障难，故性相乘的阿闽黎传承消失。彼等的主张、典籍的文字存在。嘎玛拉西拉作《次第修习》等断除疑难，后来于阿阁黎不再跟随。内密乘（玛哈）方便大贪欲的等持的窍诀和教诫的明点等，即上下二门的窍诀。从卓拉布仁青（天子宝）以后，经典未中断存在。增上的瑜伽（阿底），获得任何也无作的窍诀口耳传承……

这一段话，是笔者在研究“吐蕃宗论”时注意到的。西藏史书根据《拔协》复述，由于摩诃衍禅法的传播，导致了桑耶寺的香火中断，引发了中印僧侣之间的论争。摩诃衍失败，被逐出吐蕃。努钦在此明确地宣布了摩诃衍的传承消失的时间，宣布了摩诃衍和赞普的关系，指出了“僧人益西旺波的障难”，为宗论的研究指出了新的路向。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把“益西旺波的障难”指向了“灭佛”事件。而这个“益西旺波”，就是《拔协》的原作者拔·塞囊的法名。

（二）拔·塞囊对佛教的贡献

1．引进佛法的特使

《拔协》中记载，拔·塞囊是在汉族禅师的影响下信佛的。赤松德赞的父亲赤德祖赞去世后，吐蕃的政权控制在反佛的大臣尚·玛香手里。人民死后，也不准祭奠。拔·塞囊的子女中，有兄妹二人同时死去。他佯装信奉本教，背地里请和尚超度。由于灵验，便向和尚习法修行。《贤者喜宴》有类似的说法。此后，他向赤松德赞请求到印度和尼泊尔去学佛法，被委任到毗邻印度的芒域去当地方长官。拔·塞囊冲破尚·玛香的法令规定，到印度大菩提寺、那烂陀寺和白哈尔寺朝拜、学习。他还把寂护迎请到了芒域，献上极大的供养，请他讲经传法。寂护为他取名“益两旺波”。

塞囊到拉萨请求赤松德赞奉行佛法，但时机末到。赞普的决心明确、剪除反佛大臣、下了举国奉佛的命令后，拔·塞囊正式把寂护迎到了拉萨。此后，寂护第二次到拉萨，也是他迎请的。寂护是伟大的佛学家，中观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他和莲花生、赤松德赞一起，把印度佛教传入吐蕃，影响了整个藏族文化、历史，被尊为“师君二尊”。在这个过程中，拔·塞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汉的佛教的引入，拔·塞囊也是功不可没。赞普委任拔。塞囊为司库、特使，和桑希一起，组织了一个30人的使团，赴汉地取经。《拔协》借唐朝皇帝和大臣的口，宣称拔·塞囊和桑希都是“菩萨的化身”。拔·塞囊更被说成是马呜菩萨的化身。学术界人为，拔·塞囊等人在成都见到了金和尚，把四川的禅宗引进了吐蕃。

2．建寺译经

拔·塞囊的另一个不世之功，是促成了桑耶寺的修建。《拔协》中叙述他和寂护初次见面时，寂护就提出了修建桑耶寺的要求，可见他与桑耶寺的渊源。从书中内容来看，拔·塞囊在吐蕃推行佛法的规划，便是请莲花生降伏本教、请寂护宣讲佛法、修建桑耶寺。寂护圆寂后，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桑耶寺住持。

他还主持了经典的翻译：

翻译的印度佛经有根本四部。因知其中的大众部、上座部和正量部等三者于食肉方面的戒律较宽，对吐蕃不适宜，所以不翻译。首先翻译了《四教部》（《四阿含》），然后翻译了少量的《二十根本教诫》和《譬喻部》。翻译了《阿毗达摩之声闻俱舍》。但是，《瑜伽部》最初是为了召引外道使之为善，所以不分净秽皆子宣讲，易使人不理解经典真义而理解成邪道，因此对吐蕃不适宜而未译。密乘的《事部》，当初是为了使婆罗门信奉佛法而讲的，因为吐蕃清净业小而不译。《阿努瑜伽》当时是对低贱种姓宣讲的，因吐著多所忌讳而不译。《行部》适合于吐蕃，耶喜旺保祈请赞普，获准后翻译了。总之，将印度所有经部与总持（陀罗尼）皆无遗漏地全部译为藏文……

这样，我们也许就会明白，《拔协》这本书为什么既可以理解为“拔·塞囊的见解”，又叫做“桑耶寺广志”，为什么书中要用书写传奇故事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渲染桑耶寺的辉煌了。因为，拔·塞囊的愿望、拔·塞囊的见解，就是要让桑耶寺成为吐蕃历史上的里程碑，让它成为佛法兴旺发达的标志。

3．桑耶寺的地位

拔·塞囊的梦想，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公元8、9世纪，在南亚、东亚有三大佛教道场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天竺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唐朝都城长安的大慈恩寺，和吐蕃山南地区的桑耶寺。相对而言，前两座寺庙尽管与政治有这样那样的瓜葛，然而都是纯粹的佛教寺庙，唯有桑耶寺，对于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吐蕃民族精神新的象征。

桑耶寺的香火，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吐蕃政治传统的延续和更新，即由本教治理国政，转而把佛教确立为国教。与其说这个王朝需要引进一个宗教来为人民谋福利，不如说它更需要引进一套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帝国的精神纽带。尽管王臣们把佛教奉为国教，虔诚信仰，他们的现实需求，却是要借助佛教来解决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桑耶寺的破土奠基是由赞普赤松德赞亲自主持的，这说明了他的重视。在桑耶寺，成立了吐蕃历史上最初的僧团。寂护剃度的“七觉十”，拔·塞囊榜上有名。为保证出家为僧者的生活有所依靠，赤松德赞还令大论以下诸臣设誓盟约兴佛，供养僧人，并将盟誓文书刻碑立于桑耶寺大殿正面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