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和思想激荡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时期，而这些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乱世而不是治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释的会合与争执，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各种文化思潮的风云际会，都是这样。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治乱兴衰紧密关联，天下大乱，人们就思天下大治，被社会搞乱了的人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想重新来一次拨乱反正，于是各种文化思潮就风起云涌，针对时代文化的变迁而给以相应的学术应对，于是文化重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知识精英们的面前。

佛教自印度传入而本土化，隋唐以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骨干，自宋明理学的兴起渐趋衰落，而鸦片战争以来又显日薄西山之势，但在上层的文化界内，复兴佛学的思潮则薪火相传，代不乏人。清末以来佛学研究之风已启其端，在这方面有两股力量为之作出不懈努力：一股力量来自世俗的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皆有一定建树。一股力量来自于对佛教抱有信仰的居士，如郑学川、杨文会、欧阳渐、韩清静等人，这两股力量对佛学的研究和提倡，势必影响到佛教界内部，所以从清末开始，佛教诸宗内部开始出现一些起较有思想的人，到民国年间，相继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形成佛教的“复兴”之势，其中一代诗僧，以割肉燃灯供佛而舍身为法的“八指头陀”敬安和尚影响很大；曾先后于上海的哈同花园和杭州海潮寺创办华严大学（后迁到常熟福兴寺）的贤首宗代表月霞法师贡献不小；天台宗的代表谛闲法师，清末民初净土宗的一代名师省元和印光两位法师；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十分活跃，不局限于一宗一派，而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成为“台、贤并治”，“禅、净兼修”的一代高僧的圆瑛大师和才艺超群，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而声名远播的弘一大师，这些近现代史上的佛门弟子都为佛教的现代化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佛教在民国年间开始了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建立现代佛教组织，兴办佛教学校，整理出版佛教典籍，开展佛学研究，发行佛学刊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佛教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了不懈努力，其中尤以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并为之建立起体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现代佛教改革大家太虚法师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太虚（1889—1947年），俗姓吕，本名淦森，又名柿林，浙江崇德人。16岁时在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出家，法名唯心。后镇海寺奘年和尚又为他取法名太虚。1904年在宁波天童寺敬安法师处受具足戒。以后游学于江、浙、粤等地，或听讲，或阅读，佛识日深。1909年在南京祗洹精舍受教于杨文会，获益匪浅。1912年与僧人仁山共创佛教协进会，不久该会并入敬安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任会刊《佛教月报》的总编辑。同年敬安圆寂，太虚在追悼大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建立新式僧伽制度的改良主张。1915年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全面阐述其佛教改革思想。1918年与章太炎、蒋作宾、陈元白、张季直等人在上海成立觉社，创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宣传佛教思想。1920年以后开始南北讲经，先后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北京柏林教理院、重庆汉藏教理院等佛学教育机构，为革新僧制培养人才，并先后出访日、英、德、法、美等国力图把佛教推向世界。其人间佛教思想，在1913年提出佛教革命时已萌芽，1928年应上海储蓄会之邀，演讲了人生佛学，标志着这一思想的基础已经奠定。1934年发表《怎样建设人间佛教》则是其人间佛教思想成熟的标志。太虚一生，为建设“人间佛教”竭心尽智，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寺。

“人间佛教”最早由太虚法师提出，与此相联系，太虚还曾提倡“人生佛教”“人间净土”。经过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等人的继承和发扬，“人间佛教”理念现已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重要思想和共同议题。[1]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是中国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标志。

太虚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现代性特点十分鲜明，这主要体现在其继承佛教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返本开新，赋予佛教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学救世救国思想的现代性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经魏晋而隋唐，已经中国化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勇猛精进，大雄救世的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所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纷纷利用佛学中的积极因素来抨击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他们的佛学经世思想。[2]太虚作为佛教界内部的宗教改革家，他不仅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而且是站在维护佛家“道统”的立场上提倡佛学救国救世。在他看来，当时“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皆在相斗相杀中……故中国也不能不寻求出路”[3]出路何在呢？他不主张中国走“列强的路”，也不主张走“苏俄的路”，却十分坚信：“现在我们要想自救救世，非将中国的文化发扬成领导各国的文化，恢复为世界的先进国，不足为中国人无出路中找到一条出路！”[4]

那么这条中国文化复兴之路具体该怎么走呢？在文化本体问题上，他把佛学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复兴直接等同起来，认为随着佛教的衰微，中国文化“至宋代以后即失去了那种健全雄大的精神，元气大伤！影响所及，致有积弱的国难，虽有‘三民主义’应运而生，力求复兴中国而不获。其倾新者拨除故有之精华，而复旧者仍陷宋代后之拘执。……若能因重光隋唐时代那种优美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把中国宋代以前那种民族文化的精神恢复发扬起来，则久在衰颓中之中华民族，亦重可自信、自新、自强、自立。故从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固有文化的壮阔精神，则中国民族乃真正从根本救起了。何况在时代的新趋势上，佛教文化，更有把近代文明走到末路后，开辟出新生机来的可能呢！”[5]

因而在国家的政治问题上，他主张：“应用佛学的原理，和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改善人类的思想，转善国际形势；由讲信修睦而得到共存共荣，则中国古书上所谓‘大同世界’的那种理想便可实现于将来了。若由此造成了大同世界，同时也正式安立了中华民国，这与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进大同’的程序颠倒一下——若依佛教原理来造成人类道德思想行为，的确可以从改善国际形势，促成世界和平，以之使中国得以安然建立——可说为‘以进大同，以建民国’了。此为佛学与三民主义相互为用之处。”[6]这是太虚作为佛教界的文化大师开出的救国救世的文化政治蓝图，也正是太虚在“卫道”的立场上开辟的以“人间佛教”为特色的爱国爱教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战线。太虚大师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大雄救世，而且在行动上推行“佛化新运动”，以佛报国，在抗日战争中，他作为一名爱国僧人，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到处演讲，号召佛教徒奋起抗日，并发起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和僧侣救护队，抢救伤员，为国出力，还曾率代表团出国，广泛宣传中国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争取国际援助，为民族解放战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太虚以其强烈的入世态度被人称为“政治和尚”，讲政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爱国与否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可以说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感的。而爱国护教，这正是中国宗教现代化的首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