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应变症。”[15]
所以,其人间佛教思想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太虚的视野相当广阔,他的治学领域也很宏博。他学兼内外,博通古今。因而作为一种体系来说,太虚的佛学思想相当庞博。在这个庞博的思想体系中,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间,这就是”融贯“与”“适应”,一方面在佛学思想内部,太虚力图融贯空有、性相(及禅、教)而不拘守于一宗一派,从而使之相互协调,以“群策群力”,而同时他又力图以佛学思想为中心,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适应新时代新潮流”,从而给佛学思想披上一件时代的新装,以使之尽可能地现代化。即太虚所谓的“新”一些,并进而使之具有更大的适应性。[16]民国时期,佛教界正是在太虚和尚改革佛教的号召下,内铸佛学真义,外融新学思潮,契理契机,应机说法,初步建立了富有时代文化特点的“人间佛教”新模式。中国佛教因而走出寺庙,由寂静的山林步入丰富而复杂的现实社会,直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此也以“人间佛教”的初步建成为标志,形成异于古代佛教社会、文化之特征。正是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从佛教内部为中国佛教真正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文化使命,而为佛教的人间化、知识化及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有人说“当代中国所主张的人间佛教,实际上即沿袭太虚和尚有关佛教改革和人间佛教的思想主张而来的。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从古代形态而发展到当代社会,其间正是由康、梁、谭、章等人的思想发动,最后经由太虚和尚倡导的佛教改革运动而进行的传统转换过程。”[17]从文化建设的角度上说,太虚是近现代史上代表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最伟大的文化旗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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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向平.人间佛教的现代转换及其现实意义[J].世界宗教研究,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