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顺法师考证，《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文字简古，颇类竺法护译作，僧祐以之为西晋失译经，自有道理。西晋在265年到316年间，从时间上看，竟和师子比丘的时代一致，而这师比丘又和师子比丘名字一样，国王对佛门的检肃，事实上也造成了“大道凌迟”的后果，虽不能名为法难，事实上也是佛教界的一场劫难，联系上述的种种传说，想来师子比丘行为不检，自贻其祸，无可翻案了。然细推其说，实则大谬不然。若谓此经为西晋时译，则从史实的发生到经典的形成需要一段时间，而从梵本经典形成到流传至中国，再翻译成中文，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认为需要百年左右），师子比丘的入灭，不会早于300年太多，若谓一二十年间便能完成上述的全过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是经并未有师比丘被杀的说法，师比丘只是一个伪沙门，与作为一代佛门领袖、禅律大师的师子比丘相距太远，师比丘“饕餮酒食，妻居育子”，师子比丘则是以持戒精严著称的有部大律师，师比丘乘酒醉嫁祸于佛门，诬告沙门盗窃佛钵，师子比丘身为佛界领袖，焉有是举？如果真有师比丘其人（这种可能性也不太大），也是师子比丘前一二百年的人物，其活动的地方亦未必在罽宾，二者只是同名而已，而印度同名者众，名为师子者又何止一人！退一步讲，如果师子比丘真是一个破戒比丘，罪有应得，佛教界恐怕会三缄其口，怎么好意思将其作为圣人一直传颂呢？至于印顺法师说的由于年代久远，后世不明真相，以为师子比丘是无辜的受害者，恐怕也难以成立，觉贤距师子入灭之时不足百年，又为其嫡承后辈，怎么会不明真相呢？　　　　
　　罽宾法难的真实原因和详情已不得而知。《付法藏传》但说“时彼国王，名弥罗掘，邪见炽盛，心无敬信，于罽宾国毁坏塔寺，杀害众僧，即以利剑，用斩师子头，头中无血，唯乳流出”，似乎这位国王本来就不信佛法，《宝林传》则说国王本来对佛教还是能够容忍的，只是由于外道伪作沙门作乱，国王不明真相，便移怒于佛教。在罽宾这个有着悠久的佛教传统的国家，其国王似乎不可能随便毁法，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宝林传》的解释之外，大概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众所周知，月氏王朝的历代国王基本上都是支持佛教的，迦腻色伽王对有部的支持更使罽宾佛教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印度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然而到了公元三世纪后期，月氏王朝受到了来自西北方面的萨珊王朝的强有力的冲击，最后只能在白沙瓦一带有限的地域保持一个很小的独立王国，其大部分国土都已沦为萨珊帝国的属地，据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在师子比丘的时代统治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纳和健陀罗地区的萨珊皇室的总督忽鲁密斯二世贵霜王（此人后来成为于公元302—309年在位的伊朗皇帝忽鲁密斯二世）或其后的婆罗兰一世贵霜王（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历代总督事实上都是萨珊王室的成员，但他们都号称“贵霜王”，大概是以贵霜的征服者自居或者是表示与当地原来的月氏王朝的统治者进行合作。虽然事实上当地原来的统治者是属于小月氏的月氏王朝的继承人，但由于在丘就却、阎膏珍两代贵霜王朝时期势力大振，“诸国称之皆号贵霜王”，只有汉本其故号，仍称之为月氏王，然外国人不明王朝变更的真相，仍然坚持了称之为“贵霜王”的传统（3）。
　　虽然月氏王朝已经沦为萨珊王朝的附庸，然而他们并未完全丧失统治权，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加文·汉布里指出，在公元227年月氏王朝瓦解之后，“确实有资料表明，贵霜皇族（实应为月氏皇族）的一支在印度河东部统治了几十年之久”（4），最靠近东边、远离萨珊势力中心，且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罽宾可能保持了更长时间的相对独立。然而即便是在罽宾，也不可能不感受到来自萨珊王朝的巨大压力。萨珊王朝是信仰琐罗亚士德教的，虽然没有记载表明他们对佛教造成了类似伊斯兰教针对佛教的毁灭性的打击，但佛教绝不会保持月氏王朝强盛时期的繁荣昌盛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罽宾当时的统治者弥罗掘王受到了信仰琐罗亚士德教的萨珊总督的压力难于确知，但这种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作为罽宾法难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制造法难的弥罗掘王可能不是萨珊总督，因为其名字与当时前后统治原月氏故地的卑路斯二世贵霜王、忽鲁密斯二世贵霜王、婆罗兰一世贵霜王都对不上，然而也绝对不是印顺所猜想的后世的大族王摩醯逻矩罗。一般认为，摩  醯逻矩罗大约于公元515年继其父多罗摩那为印度白匈奴帝国之王（5），将摩醯逻矩罗统治罽宾的时间提前到公元470年，恐怕难以找到太多的历史依据，只是为了使印顺法师自己提出的吉迦夜亲见摩醯逻矩罗毁法、而将此与以前的师子比丘遇难联系在一起、造作弥罗掘王于师子比丘时代毁法的说法得以成立而已。师子比丘与摩醯逻矩罗相差二百年，实在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因此弥罗掘王绝非摩醯逻矩罗的缩写，而是罽宾前王，且很可能还是原月氏王室后裔，与后来的白匈奴首领无涉。
　　不管这场法难的原因及详情如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场法难即便危害不小，却与后来中国的法难类似，为时都不长。从后来罽宾佛教照样发达可以证明，这场法难并未对这个拥有深厚的佛教传统的国家造成真正的逆转，虽然它是以师子比丘的遇难作为惨痛的代价。据《宝林传》，继弥罗掘为王的太子采取了支持佛教的政策，使得罽宾恢复了传统的国策，这一说法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师子尊者在禅宗西土传承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是他遭遇法难而殉身，这就产生了付法传承是否延续下来的问题，二是据《宝林传》，他曾将一付袈裟传给后继者婆舍斯多，这便是后世禅宗为此风波竞起的传法袈裟，三是他有两个著名的弟子，一是可能年龄比他本人还大的达磨多罗（《萨婆多记》以之为二十四，排在其师之前，大概由此），二是年龄较小的婆舍斯多，这就出现了谁为正统的问题。从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来看，达磨多罗一系是远远超过了被后世禅宗奉为正统的婆舍斯多一系的，达磨多罗四代二十二人全被僧祐及觉贤列入萨婆多部传承中，可见他们都成为有部的大师，而婆舍斯多一系只能是单传直指了，直到般若多罗之后才出现了达磨多罗与佛大先两位大师，显得兴盛起来。
　　《宝林传》称师子比丘于法难前将佛法付于婆舍斯多，而婆舍斯多其人又不见经传，故每令学者存疑。其实《萨婆多记》所列的第二十八代婆修罗有可能就是婆舍斯多。《萨婆多记》大概以年资结合世系辈份来排列，故将年龄较大、亦有可能出名更早的达磨多罗置于其师师子比丘前，第二十六代因陀罗摩那与第二十七代瞿罗忌利婆均为达磨多罗的亲传弟子，其年龄德望均高于作为其师叔的婆舍斯多，故应排在婆舍斯多之前，而僧伽罗叉、优波羶多等又是因陀罗摩那与瞿罗忌利婆的弟子，故应位于婆舍斯多之后。而婆修罗的位次恰与婆舍斯多相当，并且如上述，将达磨多罗一系二十二人及龙树提婆排除之后，婆修罗正好处在师子比丘之后，弗若蜜多罗之前，这正是婆舍斯多的位置。从人名来看，婆修罗与婆舍斯多音近，有可能是同名异译。因此婆修罗有可能就是婆舍斯多。或谓觉贤《师宗相承略传》并无婆修罗之名，其实此《略传》可能出自觉贤后辈，未必是本人亲录，而且其中有明显的遗漏，譬如觉贤之师曾祖弗若蜜多罗在《略传》中同样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