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学对西晋玄学的影响(3)
时间：2008-01-19 13:54来源：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作者：王晓毅 点击：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 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成病。乐闻， 故命驾为剖析之，卫既小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世说新语•文学》）
乐广上述清谈中所用的“想”，其意思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思”，应与当时佛教五阴（蕴）（色、受、想、行、识）中之“想”，意思十分接近。“想”是介于“受”与“行”之间的一种心理现象。“受”指感受，即外界作用于眼、耳、鼻、舌、身而产生的感受，层次较低；“行”指造作，是意向、动机等高级心理活动，并且促使感官不断与外界接触。而“想”介于二者之间，指在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表象、概念等简单的不反作用于感官的心理活动。流行于汉晋之际的《阴持入经》注这样解释“想”：“想，象也，嘿念日思在所志，若睹其象之处已前。”显然，当时佛教经典中的“想”，指表象、回忆、思索等纯意识活动，未通过感官与外界发生联系。
第二，崇有论。
崇有论的代表人物是裴頠 ，玄学名士裴秀之子，其母与贾后为亲姊妹，故元康时期，裴捍頠作为外戚贾氏的代表于朝中执政，虽官不过尚书仆射，却是元康时期的实权人物。他没有与佛教发生关系的历史记载，但是其政治集团中的石崇，却是佛教徒，“奉佛亦至”。《弘明集》卷一《正诬论》）石崇是贾谧二十四友的中坚人物，与裴頠 同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伦诛贾氏的政变中遇害。
裴頠 是元康清谈场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与王衍、乐广经常清谈论辨。从政治立场与个人关系看，作为王戎的女婿，裴頠与琅琊王氏诸名士的关系相当密切，如与王衍、王导、王敦一起清谈；但是作为政治当权派，他对王衍、乐广宣扬的虚无论不满。虚无放达之风兴起，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裴頠因此著《崇有论》予以回击。《晋书•裴頠传》：“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从《崇有论》的思想主旨看，似乎与佛教没什么相干，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其《崇有论》有相当明显的否定宇宙本根存在的倾向，该文开篇即云：“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再者，他在运用“有”、“无”概念表达既崇尚“有为”，又不反对“无为”的观点时，这样写道：“夫于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 且不论裴頠这些词的本意是什么，仅从形式上看，与东晋般若学双遣有无的表达何其相似。结合《崇有论》文章可以得知，裴頠并非真正达到双遣有无的境界，而是既肯定有又肯定无。他除了著《崇有论》外，还另写了一篇文章《贵无论》。陆机《惠帝起居注》说：“頠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三《裴潜传》注引）。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说：“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裴頠的《贵无论》已佚，无法了解其“非无非有”的高论。
第三，自生独化论。
自生独化论的代表人物是郭象，他同样没有与高僧清谈或读佛经的历史记载。这位在清谈场上发言“如悬河泻水”的著名辩手（《世说新语•赏誉》引王衍语），亦不可能游离于佛教文化影响之外。郭象接触最为密切的名士，正是上述与佛教关系密切的人物，例如琅琊王氏精英。《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元康后期，裴遐与王衍的四女儿结婚，“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与名僧支孝龙同称为“八达”的名士庚凯、阮瞻、谢鲲、王澄、胡毋辅之、光逸、董昶等人，除董昶外，均任职于东海王司马越府，而郭象恰恰是司马越幕僚中举足轻重的当权派，“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晋书》卷五十《郭象传》）。郭象的位置自然与“八达”有密切接触，多有学术交流。比如其中庚凯，对其“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庚子嵩。’象后为太傅主薄，任事专政， 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晋书》卷五十《庚亮传》）。
郭象的代表作是《庄子注》，这部作品是中国儒道结合的产物，即以道家的自然哲学与儒家的纲常伦理相融合，然而，其宇宙本体论方面，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彻底地否定传统的宇宙生成论，认为事物的现象背后，没有一个内在无形的本根。郭象在其《庄子•序》中概括庄子“主旨”时指出：“上知造物无物，下知物之自造。”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庄子•知北游》郭象注）
郭象将传统学说中的天地阴阳、道、自然、无等宇宙本根一一否定，反复强调没有造物者，没有宇宙本根。“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庄子•齐物论》郭象注）“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庄子•齐物论》郭象注）。郭象这一宇宙论的意义，是彻底割掉了自王弼以来玄学本体论中的宇宙生成论尾巴。如果存在这个尾巴，那么事物现象背后必定存在一个“本根”，起着内在决定作用，即所谓本与末的对立。如此，玄学所面临的自然与名教这对矛盾只能停留在名教出于自然，即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状态，两者仍有差异，不能融为一体。只有割掉生成论尾巴，去掉了事物背后的“本根”，才能达到体用一如的境界，自然与名教才能真正融为一体。郭象虽没有提出这一对范畴，但在实际运用中已经完全成熟，并以此解决了名教与自然、内圣与外王、无为与有为、冥内与弘外的矛盾，使这些表达魏晋精神世界分裂的矛盾合二为一。自然、内圣、无为、冥内是体，名教、外王、有为、弘外是用，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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