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到郭象的独化论为止，玄学又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回到了当初王弼设想的综合儒道，“体用如一”的理想境地，玄学自身的理论矛盾也都得到了解决。士族文人也明确地将自己的人生态度定位于名教自然合一的位置。尽管郭象的独化论已经标志着玄学达到了最高程度和自身的终结，但士人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于玄学关于士人人生态度的探索追求。东晋建国以来，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他们既需要用名教思想来为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张目，又不肯放弃对于士族文人本质属性的精神超越境界的追求。所谓“身名俱泰，仕隐兼修”代表了这个时期士族文人的普遍人生价值追求。张湛《列子注》所提出的贵虚论就是玄学在这个时期关于士族人生态度的集中代表。[2] （第十章《郭象哲学和王弼、张湛哲学的比较》）不过张湛的贵虚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士人的认同和实践，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他借助了佛教思想，特别是维摩佛国论的思想。这种借鉴是东晋时期玄学与佛学合流的表现之一。

　　 　　二、维摩诘的人生实践及其佛国论

　　 无论是《维摩诘经》叙述的维摩诘本人的人生实践，还是其中有关佛国论的思想，其最大特点，都在于强调如何把处世间当作出世间。这种维摩诘式的行为范式和在家菩萨思想恰恰为东晋士族文人“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人生态度提供了既新鲜，又有说服力的哲理。
　　 从《维摩诘经》对于维摩诘其人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注：按“方便品”支谦译本作“善权品”，玄奘译本作“显不思议方便善巧品第二”。此据鸠摩罗什译本，上海书店1991年据支那内学院影印本。除注明者外，本文所用《维摩诘经》均为此本。）他既是一位富有的“长者”，（注：长者又译为“家主”。日本佛教学者中村元认为长者就是“资产者”，有的欧洲学者则认为是“基尔特”（行会）首领。参见孙昌武先生《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又能精通佛理，神通广大。在佛教义理上，他能够“深入微妙，出入智度无极”；在世俗行为上，他又能“善权方便，博入诸道”。于是，他的所有在世人看来是世俗、庸俗，乃至是粗鄙放荡的举动，都可以找到最为神圣和冠冕堂皇的解释。而这一点，正是张湛等东晋文人努力争取然而却自愧不如的。比如他之所以住在“毗耶离大城”的闹市，（注：毗耶离（吠舍离）在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即华氏城）以北的巴萨尔，为古代离车族的首府。藏译《维摩》明确记载维摩为离车族人。而日本学者渡边照宏《お经の话》则认为《维摩经》即为毗耶离在家信徒所制作，岩波书店1967年版。）乃是“欲度人故”；他虽然拥有“资产无量”，却是为了“行权道”，“救摄贫民”。因此，他“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虽偶获俗利，不以喜悦”；“虽有妻子，常修梵行”；“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奕戏外，辄以度人”，“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不仅如此，他“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政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诲以胜慧；若在帝释，帝释中尊示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3]（《方便品》）。这样， 他的种种在世人看来是极为入世，甚至有点儿放荡的行为，就不仅不是堕落，反而是具有高尚的价值和神圣的使命。不难想见，当年崇尚“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东晋士族文人得知有这样的人格范式时，会感到何等的鼓舞和振奋。不要说士族文人，就连普通的市井细民，也会因此而看到成为菩萨的可能。
　　 然而市井细民毕竟不能等同于维摩诘。《维摩诘经》中有一段文殊师利赞美维摩诘的话：“彼上人者（按指维摩诘，引者注）难为酬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滞，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式悉知，诸佛秘藏无不得入。”[3] （《文殊师利问疾品》）这种修养和智慧就不是普通百姓所能达到的境界了。不过这种对于智慧和辩才的追求和掌握则正是魏晋士族文人的强项和专长。所以维摩的人格魅力才能在士族名士中产生巨大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尽管维摩诘是否确有其人，已不可详考。（注：陈寅恪先生曾就《维摩诘经》中维摩传说诸多抵牾的现象，认为这是维摩诘故事在印度本土自然演化的迹象，由此也导致了汉译之后的同样现象。详见于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孙昌武先生则据此认为按大乘佛典的玄想性格，维摩应当是创造的产物。参见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页。）但维摩诘形象的出现，说明大乘佛教的世俗化运动已经达到高潮。它在魏晋士族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理所当然是举足轻重的。
　　 与其人格精神相吻合的是《维摩诘经》对于佛教理想精神王国的设计。本经中着力强调的不是如何到达彼岸净土，而是如何将凡俗秽恶之土改造成为佛国乐土。当宝积等人向佛请教到哪里去寻找佛国净土时，佛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3]（《佛国品》）这就是说， 佛国并不是远离社会现实的彼岸世界，它就在众生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超越世间的世界，实际上只有在现实的世间才能实现。“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地也。”[3] （《佛国品》）如同空中楼阁不可能一样，空中佛国也是不可能的。佛国只有通过超度众生才能取得，否则将一事无成。
　　 因为佛国的乐土在现实而不在彼岸，所以传统的“出家”思想也受到严重挑战。在《维摩诘经》中“出家”的本质被概括为：
　　 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罗睺罗，夫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著，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3]（《弟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