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这种高超的认识，当诸童子问维摩：“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时，维摩回答道：“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3]（《弟子品》）这就是说， 衡量佛教信徒的标准，已经不在于“出家”或是“在家”这些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于能否得到“无利无功德”这些出家的本质。只要有了“无利无功德”这些品质，“在家”照样可以成佛。佛教超度众生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走出家门，遁入空门，而是将自身存在的现实秽土变成净土。《菩萨品》中维摩在向持世菩萨的说法中所讲述的“无尽灯”的故事，尤能说明这种思想。住在静室的持世菩萨不敢接受魔王波旬带来天女的诱惑，可维摩却接受了，并借机向诸天女说法，使她们明白菩萨法乐。结果诸女不愿再回魔宫。维摩便向她们讲述了“无尽灯法门”：
　　 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年，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各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着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住魔宫，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一切众生。[3]（《菩萨品》）
　　 这就清楚表明，菩萨来到现实人间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其智慧之灯去点燃百千灯，以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
　　 不仅如此，《维摩诘经》中对于那些一向被视为出家人楷模的声闻弟子还屡屡进行讽刺揶揄，（注：佛教按信徒对佛法的理解和宗教实践的程度，分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个层次。声闻最低，菩萨最高。）说他们“其于五欲不能复利。如是声闻诸结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故而斥之为“败种”、“败根之士”。相反“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佛道品》）。这些对于在家居士行为反复赞美的初衷，是印度佛教革新运动中反对僧侣主义，提高居士宗教地位的需要。这一思想被移植到中土的时期，恰好是门阀士族文人需要从更高的理论和精神层次上对自己“身名俱泰，仕隐兼修”的双重人生态度进行解释的时候。《维摩诘经》中倡导在现实世界寻找佛国净土，鼓励在家居士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东晋士族文人的这一普遍心态。

　　 　　三、《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在家居士观念

　　 《维摩诘经》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在知识阶层，（注：日本佛教学者塚本善隆认为：“这部经典（按指《维摩经》）本来就有着易于被世俗贵族学者所爱好的性质。其中贵族士大夫更易于喜欢阅读。当时的贵族士大夫在教养和整个生活中都以严格区分其自身和庶民为原则。在崇尚所谓‘清淡’的魏晋南北朝的上层社会里，他们又特别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这样实际上，在六朝时代的佛教界，相对于《法华经》之普及于社会上下、受到群众性地信奉赞仰，《维摩经》则为贵族知识阶级所喜读和研习。”《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清水弘文堂，1969年版，第531页， 转引自孙昌武先生《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那么作为魏晋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体现出佛教维摩思想中在家居士观念的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作为东晋时期佛教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摩诘经》是当时僧俗名士清淡和文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4] （第四章《六朝名士与维摩诘》）。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具体的反映：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1]（《文学》）
　　 据本条刘孝标注引《高逸沙门传》，这次讲经的内容为《维摩诘经》。《高僧传》中所载似也可为一旁证。（注：《高僧传》卷四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中华书局1992年汤用彤校注本，第161页。 ）尽管支遁讲说《维摩经》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但该条故事中的两个现象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讲经的地点是在后来成为简文帝的司马昱的斋戒静室，这说明统治者对于这类活动的足够重视（这也是因为司马昱本人的名士色彩要远远大于其帝王身份），二是从参与者的反应来看，众人对于《维摩经》的基本内容已经非常熟悉，因而才能对于支遁和许询二人的精彩讲演和驳难心领神会。从其它有关材料来看，从《维摩诘经》中汲取处世态度的影响，是当时僧俗名士研读该经的主要目的。
　　 首先，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维摩诘经》在东晋士人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比重。很多清谈玄学的健将和领袖，往往把研读《维摩诘经》等佛教经典作为必要的文化修养。殷浩就是其中一例。《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这位清谈玄学的重要人物竟然在对佛经的研读中逐渐看到佛经在道理上取代玄学的趋势。《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他感触最深、体会最多的便是《维摩诘经》：
　　 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刘注：“波罗密”，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罗，尸罗者，精进也；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则五者为舟，般若为导。导则俱绝有相之流，升无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罗密也。”渊源未畅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1]（《文学》）
　　 殷浩被废东阳，是指永和九年（353 ）他在北伐后赵的战争中失败，归朝后被桓温奏弹，废为庶人。从这场军事行动的背景看殷浩实际上是作为皇权代表的司马昱和作为门阀政治代表的桓温集团政治角逐的牺牲品。这个事件使他陷入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当中，所以被黜后每日在纸上作“咄咄怪事”四字。“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1] （《黜免》）他的意思是抱怨司马昱既然强逼自己出来作官，出了问题却又不能出来袒护自己。（注：有人将此语理解为殷浩被废乃司马昱所为，不确。参见余嘉锡此条笺疏。）正是出于这样的困惑，使他开始希望从佛经中寻找答案。从他对《维摩诘经》中“般若波罗密”一语由嫌多而到嫌少的转变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佛教的经典有了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对自己以往的人生历程有了深刻的反省。因为“般若波罗密”告诉人们要以智慧达到自由彼岸。而他参与司马昱与桓温之间的政治角逐，亲自带兵北伐，甚至还要对辞官不就的蔡谟落井下石[5]（卷廿七，《蔡谟传》； 卷七十五《荀羡传》）。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维摩在家居士的观念。维摩虽然无视在家和出家的界限，但关键在于强调无论是在家和出家都要符合“无利无功德”这样的出家本质。如此方能进入“般若波罗密”的境界。而殷浩的举动恰恰与此相反，所以余嘉锡先生认为即便没有战败的事情，殷浩也难逃厄运[1]（《黜免》“殷中军废后”条笺疏）。 尽管书中未能明言殷浩读《维摩诘经》的具体心得，但联系到殷浩的个人经历和《维摩诘经》的思想本质，殷浩从《维摩经》中“无利无功德”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的失误，应当是合乎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