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维摩诘经》在东晋时期的士族文人范围中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文人生活言行，尽管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如何受到维摩思想的影响，但是只要对照一下《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观念，就可以发现，许多僧俗名士的言行竟然与之有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如：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刘注引《高逸沙门传》：法师居会稽，皇帝重其风德，遣使迎焉，法师暂出应命。司徒会稽王天性虚澹，与法师结殷勤之欢。师虽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旷达，不异蓬宇也。）[1]（《言语》）
　　 以前《世说新语》的研究者往往从不慕富贵的角度来理解竺法深言行的初衷。（注：如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该条评语称竺氏此语表示其人识见超俗，不慕富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实际这只是表层。从深层看，竺法深的话正是《维摩经》中体现大乘“空”平等观的思想的发挥。所谓“空”平等观的要綮就在于打通入世和出世的界限，主张“众生是道场”，“三界是道场”。所以佛国的世界不在彼岸，而在世俗的现实世界，在于把现实的秽土变为佛国净土。维摩所说“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入涅槃”，鸠摩罗什解释说“烦恼即涅槃，故不待断后而入也”[3]（《入不二法门品》）， 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前提出发，“朱门”与“蓬户”也就是等一而无需区分的了。因此，竺法深话语的初衷不仅不是不慕富贵，相反恰恰是要为士族的富贵奢华生活寻找合理而高深的佛理解释。
　　 《维摩诘经》中打通入世、出世界限的在家居士思想在东晋时期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士人心理。从哲学上看，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玄学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思想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社会思潮。一方面，张湛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纠正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玄学颓废派蔑弃礼法，自甘消沉的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对名教虚伪和束缚性情的一面持批评的态度。张湛将兼容二者的中庸之道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然治乱推移，爱恶相攻，情伪万端，故要时竞，其弊孰知所以？是以圣人两存而不辩。将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诈力以干时命者，则楚子问鼎于周，无知乱适于齐。或有矫天真以殉名者，则夷齐守恶西山，仲由被醢于卫。故列子叩其二端，使万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则智动者不以权力乱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矫抑亏其形生。”[6]（pp.193～194）这种调和名教自然的理论正是东晋时期士族文人的普遍心理。一方面，作为门阀政权的执掌者，士族当然不肯放弃既得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要依靠名教维持门阀政治。同时，重振朝纲，对付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稳定东晋政局，也是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利益迅速膨胀的贵族，他们又难以割舍荣华富贵的享乐生活。于是，对于名教和自然的同时追求，即所谓“身名俱泰，仕隐兼修”，也就成了东晋士族的普遍时尚。《世说新语》中的东晋文人事迹，主要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来进行的。如：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1]（《文学》）
　　 近年出版的几部《世说新语》的白话译本或有关辞典，往往只是注意该条前半部分关于清谈三理的内容，故而将后半部分内容的含义理解为前半部分的补充。如张万起译本此段译为：“过去说，王丞相过江东以后，只谈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项理论而已，然而展转相关联而派生出许多观点，万事万物无不包容其中。”[7]（p.181）且不说三理均为具体文章，当以书名号括之，关键问题在于“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的翻译与原意大相径庭。《庄子•天下》：“椎柏車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成玄英疏：“宛转，变化也。复能打拍刑戮，而随顺时代，故能与物变化而不固执之者也。”又云：“不固执是非，苟且免于当世之为也。”[8]（p.471）从《庄子》原文和成玄英疏中可以看出，所谓“宛转”的含义在于放弃对于事物是非的执着，方能够随顺世务，乐在其中。这也正是《世说新语》此段文字的语义所在。因此，李敏芙将此二句注为“意谓顺心生活，无不适意”，是正确的[9]。也就是说，“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的含义不是指由三理辗转派生出许多观点，万事包容其中，而是指王导一方面以清高的面目挥麈谈玄，另一方面又能够随顺世务，无所不适。这与维摩诘以世间俗事为佛国世界的在家居士思想完全如出一辙。
　　 在王导的倡导和影响下，东晋许多士族文人都往往既有志于治国安邦，又于清谈玄学中寄托精神追求，同时又在个人生活上不拘形迹，尽情享乐。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在东晋文人中十分普遍。如周顗贵为仆射，人称“风德雅重，深达危乱”，然而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而且“又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1]（《任诞》）。 实践这种双重人生目标的人以谢安为最。
　　 谢安是东晋时期仕隐兼通的典型，《世说新语》对这方面的描写也较为充分。在升平四年（360）应征西大将军桓温召为征西司马之前， 谢安可以说是演足了一场坚隐不出的名士戏。（注：他先后几次拒绝了朝廷及地方政府的高官征辟，甚至政府采用“禁锢终身”的办法相逼，也未能奏效。见《晋书•谢安传》。）此时谢安之所以不想出仕的真正奥秘在于谢氏家族中“兄弟已有富贵者”。（注：时谢安从兄谢尚（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都督豫并幽冀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卒（357年）后，安兄奕继尚为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 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安弟万又继奕任都督豫兖冀并四州军事、豫州刺史。）家族中已经有了足以支撑门面的官宦，谢安就可以放心地高卧东山，尽享潇洒之乐。然而到了穆帝升平年间，陈郡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注：谢尚和谢奕先后谢世，谢万受命北伐，兵溃单骑逃归，废为“庶人”。见《晋书•谢万传》。）如果再无人出仕，则有“门户中衰”之危。而以谢安之名声出仕，又最为合适。所以谢安肩负家族重托，终于出山。
　　 随着谢安改变隐士形象的出山，社会上的人们对此就开始给予关注和评价。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念：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曰：“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1]（《排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