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孔定芳：武汉市湖北工学院社科系讲师  邮编：430068



　　 南北朝时期，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文化发展呈多元趋势；在划江而治的南北对峙的政治环境下，南北文化出现历史性的地域分流。作为宗教文化的佛、道二教，南北大异其趣，风骚各领。佛教之分为南统与北统，道教之分为南宗与北宗，南北宗教文化异轨殊途，两相辉映。

　　  　　 一、佛教之分为南统与北统

　　 南北朝之佛教因了南北各自旨趣相殊而有南统与北统之分及“南义”与“北禅”之别。就整体风格而言，南统佛学偏尚义理，极富名理性格，讲经说法风行，以玄思拔俗为高；北统佛学崇尚实行，富于践履品格，禅风鼎盛，以修习禅定为胜场。在佛教典籍方面，南方偏于大乘空学，流行受大乘部影响之论典；而北方倾向实利，小乘一切有部之佛经大有市场。在禅法上，南方看重思维形式之探讨，顿渐之争聚论纷纭；北方则盛行“像教”，坐禅笃信而少去涉足顿渐之讼。释家在南朝士人中为学问，谈论相高；在北朝士人中属宗教，重在戒行。
　　 南朝佛学承东晋旧绪，广被玄风，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佛化虽隆，多游辩慧”〔1〕。 南朝僧人多为义学僧人，名僧与名士交游过从蔚为风尚。义学者流，不论是世居南方的“梁代三大法师”僧ｍíｎ＠①、法云、智藏诸人，还是由北而南的道安、慧远诸辈，在南方玄风相煽的学术文化氛围里，自然以义理玄学相高尚，“孜孜为道，务在弘法”。尤其是那些由北而南的僧人，要在南方思想界获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趣合流行的玄学清谈，因为“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2〕。南朝佛界一时谈义说玄，论难往还风靡。 盛行于南朝的佛教流派如成实宗、三论宗等莫不有深刻而精致的义理。
　　 南方义学者流，因重佛学义理阐扬，故讲典说经甚为流行。《南史》载各帝共设佛教大会十六次，当概指法会与讲经等集会。南朝上自帝王，下及一般僧侣讲经说法概莫能外。
　　 南方义学者流，又多半学不专一。如“梁代三大家”之一的僧ｍíｎ＠①治学之趣即是“文玄则玄，文儒则儒”〔3〕； 又如谈“佛性”者，大略而言凡十一家异说鼎足而立。此种情状，缘于义学者流，治学多不恪奉传统，心中没有藩篱，好立新说标新义之故。而标新立异又势必引起僧人之间、士僧之间的相互诘难、口诛笔伐。南方佛学界始终充满一系列论争：“白黑论”之争、“夷夏之辨”、“神灭神不灭”之争，三论宗与成实宗之辩难等，它们相互比狎，“雅相击扬”，往复终日。士僧之间的攻难更是其势纷然，南方士族以其佛学修养，辅以玄学的名理品格，与名僧之间的论难颇具实力。如谢灵运著《辩宗论》，申道生顿悟义，颇富思辩色彩；周ｙóｎｇ＠②著《三宗论》，言空假义，力挫群伦，深得智林称许；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德名儒，莫不请质疑滞”。南方佛学正是在讲解与论难过程中，义理日益精致，思辩渐臻深微。
　　 在佛学著述方面，南方士子名僧选择了能对原经进行自由思想发挥的经论、争论、杂论等样式。综观南北朝佛学注疏、论著等著述成果，大多为南方人士所作。谢灵运著有《与诸道人辩宗论》、《答纲琳二法师》、《答王卫军问》，刘勰著有《灭惑论》，其他如萧衍、萧纲、萧统、萧子良、颜延之、沈约等均有论著于世，当不一而足。要之，形诸文字的论著与诉诸言语的讲解、论辩，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南方佛学的义理风格。
　　 反之，北统佛学却鄙薄空谈义理与坐而论道，而注重净行、皈依、修福求利等宗教践履。盛行于北方的净土宗便是在北方佛学重实践修行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佛教流派，其教义精简，而重在修行方法，致力于“观察念佛”与“称名念佛”相并用的修行之道。其教义认为，欲往生净土，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就能往生充满“极妙乐事”的“清静国土”。所谓观察念佛，就是要在禅定时，专心念佛的名字、法相、光明、神力、功德、智慧、本愿等；称名念佛就是不但心中念佛，而且要“令声不绝”、“声声相次”地念出“阿弥陀佛名号”。净土宗之学说殊异于南方的般若学、涅ｐáｎ＠③学、成实宗和三论宗，它没有奥妙渊深的哲理，能为众多僧徒和善男信女理解和接受，只是一种只有简单教义而又易于推行的学说。
　　 重宗教践履的佛学精神，使禅学、律学同净土信仰一样盛行于北方。观乎北朝，修习禅观风靡，禅学名家辈出，诸如达摩、佛陀、慧光、道房、僧稠一脉相承，共领禅学风骚，见重一时，帝王豪臣备加恩宠，“笃敬殷至”。时风所趋，相衍成俗。北方人士之于禅学“归仰如市”〔4〕，致使“高齐河北，独盛僧稠”〔5〕，北方禅学一花独放，远非南方所能比肩。佛教律学势力也是北方超于南方，北齐慧光即被奉为四分律学之祖；弘传净土信仰的昙鸾也活动于北魏。要之，禅学所倡“专注一境”的“凝住”和“观心如壁”的“壁观”等修行之道，律学所奉行的戒、定、慧等宗教践履观，净土信仰所制造的往生净土极乐世界的宗教诱惑，彼此呼应，促使北人最重皈依和净行。
　　 观乎北朝，上自皇室，下及闾里，朝野奉佛，实与南朝殊不相侔。先看君主，以北魏为例，景穆、文成父子所交游者多为禅师，所行多为大修功德之实践，而与同时的宋文帝能辩论佛教经义大异其趣。再看王侯，北朝王侯多有奉佛之人，但罕知义学，莫能谈理，《北史》谓汝南王好读佛经，然却甚好左道，再证之以《洛阳伽蓝记》所载北朝诸王多舍宅立寺，则诸王奉佛在风格上偏重于宗教信仰与践履可知。又再看文人学士，北朝文人学士与佛学在义理上的结合实不多见，仅崔光、王肃、王翊、冯亮、裴植、裴粲等稍事义理，然细加探究，则知他们也不过是受南朝影响所致，而并非其固有治学风尚，因为包括上述诸人在内的北朝奉佛而善义理者，多为北上南朝人士。最后来看看僧人，北朝僧人虽也谙悉禅诵唱经，但不以讲经为心，而重在戒行，形为生禅，却不明义理。在南方上受朝贵赏识，下为信众归敬的“义学沙门”，在北朝却被目为“比丘中第一粗行”而被“阎罗王”严加审判，打入地狱。北方佛教领袖道安毕生精力也重在制订僧徒戒规等实践行为上。以这种重实践的价值取向去从事佛经翻译，自然执意于“求真”的境界，而于义理少有发挥。由于北朝上下奉佛首在广建功德、求福田饶益等宗教实践，故其佛教文化景观亦独具特色，造像立寺，修塔建浮屠，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大者如龙门、云岗、敦煌等石窟，小者如触目即是的禅寺僧庙，真可谓“京邑茅舍，大略为寺”，“招提栉比，宝塔骈罗”〔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