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而使北方文化置于一种迥异于南方的特殊政治氛围中。北朝统治者，除北齐高氏具有双重身份（即自称汉人或鲜卑人，实即鲜卑化的汉人）以外，北魏、北周统治者分属鲜卑族拓跋氏和宇文氏。在当时，少数民族被汉人目为“非我族类”，因此，北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合作，以巩固和提高自己在中原北国的地位；而作为汉族士人，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得不屈从于“异族”，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以夏变夷”的方法，让少数民族接受汉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北方人士治学多重政治，且注重力行与践履。
　　 其次，南北民族文化素质也不尽一致。南方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少数民族或业已汉化，“与夏人杂居”，“与诸华不别”〔13〕；或早已降服，山越早在孙吴时已出山，薰习汉风良久；其他如蛮、俚、僚等各族，南朝时纷纷出山，同汉人杂居共处，即使仍滞居原地者，也大多部落分散，不相统属，言语不一。总之，南方少数民族无论在政治经济势力上，还是在文化实力上，都远在汉人之后。这种力量对比，决定南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必然接受汉族的影响，而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影响整个南朝。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差不多每个社会都受到其邻近社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落后性，不论在形式上亦不论内容上不能给别人以任何东西的时候。”〔14〕依循这一文化关系的准则，南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事实上是汉族文化。汉人悟性早启，文化昌盛，文化遗产丰厚，士大夫文化素质足以使其开展学术性的文化研讨，故南方宗教尚义理而以思辩见长。加之，汉族统治阶级作为南方的掌权者，它面对的少数民族在政治和军事上不足以形成对自己的威胁，在文化上不足构成对自己的异化，故而，南方发展学术没有以政治为重的紧迫性。
　　 北朝则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执政坛之牛耳，仰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北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颇具影响力，使得北方文化在有选择地接受和利用汉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因袭了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因子。拥有强弩劲马军事优势的北方少数民族，虽然获得了入主中原的成功，却不能改变其文明和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族的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的相对低下，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悟性朦胧，“伤于迟重”，文化贫乏，故而，北方士人包括宗教文化人大都没有阐理发义、辨名析理的文化素养与兴致。他们感兴趣的是素朴的个人功利，在佛教则为个人修福、行善等功利仪式，在道教则为“奉朋同、建香火”之类实践行为。从而使北方宗教文化钝于思辩而不富名理品格。
　　 最后，以永嘉之乱为契机，南北整体文化氛围也出现地域性分流，从而影响到宗教文化的南北分野。总体而言，永嘉乱后，南方玄风流被，儒学式微；北方儒学滋盛，玄风不及。这是由于儒、玄两种学术流行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决定的。一般而言，魏晋玄学之盛，地域上只盛在洛阳，层次上只盛在世家大族阶层〔15〕，洛阳之外则仍是儒学天下，儒学仍以师承家学方式“布之于邦域矣”〔16〕。《后汉书·儒林传》所列东汉传经大师多在地方，魏晋承东汉余绪，儒学世家仍在地方承传不绝。这样，随洛阳世家之南迁，其负载的玄学也过江而南。过江士族以其占南方政权重要职位五分之四强的政治优势，成为南方文化引领风骚的当然文化阶层。如王导制“＠⑦布单衣”，士人翕然效服，致使曾“鬻之不售”的“＠⑦遂踊贵”〔17〕；又谢安“作洛生咏”，士人“手掩鼻以学之”〔18〕，都显示出侨姓士族巨大的文化感染力。不仅侨姓士族的风度举止为南人所慕，而且其玄谈风流的文化品格也为南人所尚，导致南朝士族玄谈流被相衍成俗，玄学几成无人不具的学术修养。
　　 南方玄风流被的文化氛围，对学术思想界发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但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却最为显著。它使南方学术由循章守句而探求妙语与哲理；由上传下授的师承方式转向平等会友、相互论难形式；由考辨事象的验证法思维转向辨名析理的抽象罗辑思维。以这种玄学的思维方式去从事佛道宗教文化的研讨、讲论，自然会沾染浓厚的玄学意味，即重在抽象的、综合的义理中去探求佛道文化的底蕴。是故，南方佛学中多义学僧人，道教上多理论建树。同时，玄学的“本末”范畴对南朝三教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朝之世，士人名僧多是儒玄道佛兼修，清谈道俗共集，儒经、释典、道藏、玄论融于一堂，这有利于道佛宗教文化去吸纳儒学的思辩和玄学的名理品格，从而使宗教文化富于义理思辩色彩。
　　 与南方形成反照，北方玄风甚薄，而对儒家经学，旧汉余风抱残守缺。北方固然也不乏玄谈之士，但因玄学是两汉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哲理宏富、思辩之深刻，远非汉经学所能比拟，故而对汉文化修养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玄学很难有较大影响。就文化主体与文化思潮的契合而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文化往往喜其坚实者，玄学的清谈柔靡不为其所尚，而对于诸子学中最具阳刚之性的儒学颇为看重。永嘉乱后，学术上所发生的地域性分流，也使汉儒流派多滞留北方，弥满各地，而洛阳玄学随士族过江而南，其在北方几消声匿迹，不成声势。《晋书·儒林传》所举诸儒，永嘉乱后尚存而留居北方者颇众，如崔游、范隆、朱纪、董景道、续咸、韦谀、王欢等皆以儒学经术而受重用。魏晋文化中崇儒与非儒两种对立文化因素也随之嘉之乱而形成历史性的地域分流。南方儒学殊形不振，败象丛生，《宋书》、《齐书》不立儒林传，宋代立馆，儒学只是与玄学、文学并存的一个分支，时人士子“莫肯用心儒训”，经学专门之士，硕学鸿儒，不过如齐之王俭，梁之皇侃、崔游、何严诸辈。北方则不然，儒学滋盛，儒学成为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走向与汉族融合的一个主要精神力量，焦循所谓“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19〕之言不虚。北朝儒学上承十六国遥接两汉旧绪，东汉儒学那种一经能说至百余言的章句训诂之风也就为北学所承纳，而与南方作为“谈辩之资”的儒学判然有别。北方儒学昌隆的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其文化的风貌特征。儒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伦理理性，以立德、立功、立言和“修齐治平”为人生归宿，重务实入世，是诸子百家学中最具学以致用和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北方宗教文化重朴崇实，尚政治重践履而不务空言，显然是受了儒学精神的雕塑所致；儒学又以其礼仪规范和伦理道德学说而成为窒息士人个性灵窍的枷锁，北方宗教文化贫于义理，不富名理品格当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