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以后，儒家对佛教“无孝”的指责往往与关乎王道治乱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指责言论多出自呈给皇帝的谏书。东晋时辅佐成帝的庾冰曾上书说：佛教“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弃礼废教，导致尊卑不分，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因此他主张用儒家名教来统一思想，佛教僧徒也不例外[3]（卷12《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宋孝武帝时，周朗奏言佛教不仅奢侈腐败，而且“背亲傲君，欺费疾老”。[5]（卷82《周朗传》）。他建议严格“佛律”、“国令”，进行整肃。梁武帝时郭祖深上疏直谏排佛，说佛教僧徒太众，“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又“蠹俗伤法”，信佛者“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发展下去“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6]（循吏传）。他主张检扩僧民，使其还俗。庾、周、郭等人的反佛主张还算温和，只是要求国家有效地控制佛教。他们并没有特意讲到佛家“不孝”的形迹，仅寥寥几字笼统带过。与郭祖深同朝的荀济则言辞、主张要激切得多。他上疏反佛，痛陈佛教祸国乱世之患，把佛家“不孝”的行为直接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联系起来。范缜也尖锐地指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使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社会民众“竭财赴僧，破产以趣佛”[7]（《儒林传》），主张取缔佛教。北朝不仅有大量反佛言论，而且帝王发动多次灭佛行动。北魏宣武帝时，因“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李玚上奏，认为：“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8]（卷53《李孝伯传》附）北齐儒者章仇子陀上谏书指责佛教说：“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士俗。”[9]（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事》）太武帝灭佛时，所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抨击佛教荒诞虚空，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8]（《释老志》），是历代祸乱的根源。北周武帝灭佛的理由中有三条都是着眼于国家政治、经济。其中单论“佛教无孝”一条，也指出其“蠹俗伤化”，有碍社会正常秩序[8]（《释老志》）。以上反佛言论的特点是儒家开始从国家、社会的现实利益出发，全面批判佛教。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佛教的日益盛行，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病。寺院经济膨胀，使国家丧失大量生产、服役、纳税的人口；宗教组织成员数量过多，在政治上成为一种潜在的对抗势力，也令当权者顾虑重重。总而言之，佛教开始与世俗当权阶层在现实利益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直接冲突，已经影响到“王道治乱”，是眼前就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北朝，佛教在这里比南朝更流行，与世俗权力阶层在某些重要的现实利益方面冲突更剧烈。此期几次大规模灭佛、毁佛行动都发生在北朝，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总起来看：东晋以前儒家只是就事论事的针对孝道伦理的有关具体问题提出看法和质疑，试图通过伦理道德上的评判驳倒佛教。东晋时代佛教日益发展壮大，在桓玄主政之前，既有体现前一阶段儒佛辩难特点的《喻道论》，又有后来批判佛教“无孝”并将之与王朝治乱相联系的庾冰“沙门应尽敬王者论”以及多年后慧远的相应辩护（详见下文）。自桓玄首次公开指责佛教“伤治害政”[3]（卷12《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后，儒家就主要是以国家的名义从政治、社会、经济、伦理等方面全面否定佛教。一切其它问题的涉及，包括佛教的“无孝”成了证明佛教“伤治害政”的理由。因此，这个阶段儒家的反佛言论中，对佛教的孝道问题谈得不是很多，也不占主要位置。而且，儒家也一改以往问难的方式为毫无商量余地的确指（确指其不孝及影响）。北朝更厉害，动用起国家机器来推行大规模灭佛运动。

　　 　　二、佛教的回应

　　 为佛教在孝道方面做辩护的佛教信徒都是在儒家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中国人。他们明白儒、佛二者的地位不同，外来的佛教根本无力与儒学做正面的对抗。为了能在儒家中国的文化思想环境中立足，佛教不能对儒家观念有任何质疑。相反，佛教要努力迎合儒学，表明佛教教义与儒家观念是相一致、同一的，“佛与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顺”[3]（《正诬论》）。这就是佛教徒在与儒家争论中所遵循的原则。不过，这个原则似乎与佛教信仰的根本精神相违背。也许，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最早对儒家在孝道问题方面做出回应的大概还是前文提到的牟子《理惑论》。书中回答了儒家对僧徒剃度、弃家、不婚娶等行为的质疑。辩护以儒佛相合而不相乖的思想为基础。儒佛二者“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佛教教义与尧舜周孔之道并不相违。佛教徒归心事佛，修养自身成仁成圣，使得“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最高境界的仁、孝，也就是儒家所说的“至德”。为了达到这个境界，没有必要在沙门剃头、弃家等小节问题上纠缠，即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更何况，“上德不德”。“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反淑贤以贸妻子之欢”，“舍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等都是“让之至”的高尚表现，是与儒家圣人所提倡的孝道精神完全一致的[3]（《理惑论》第14、9、10章）。在辩护过程中，牟子还运用儒家孔子、道家老子的话为依据，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理惑论》是佛教力求与儒家孝道伦理相协调的早期尝试。
　　 东晋时倡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孙绰《喻道论》也反驳了儒家内容相同的质疑。文中认为“子贵则父尊”、“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水光厥亲”（这实际上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意思。）佛教的孝重在成就功业，“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以之养亲”。而佛教徒之所以剃度出家是因为“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维絷，故释其须发，受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内修简易。……目遏玄黄，耳绝淫声，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这样做最终是为了“广敷法音”，解救天地苍生万物，“以此荣亲，何孝如之”？再没有比这更体现对先人的孝意了。佛教徒出家剃度修行是“虽小违于此，而大顺于彼”[3]（《喻道论》）。用晋成帝时何充的话来说就是：“贱昭昭之名行，贵冥冥之潜操。”[3]（卷12《沙门不应尽敬表》）总之，从本质上讲，儒佛的孝道伦理观是一致的。
　　 牟子和孙绰对儒家的回应采用的是所谓“贵道忘迹”的玄学式论辩方法。虽说其目的是“试图以此法破解方内与方外的歧异，调和儒佛”[10]，但它更可能只是一种表现机智的诡辩，实际上辩不出什么结果。从2世纪末的牟子到4世纪中下叶的孙绰，佛教徒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回答儒家的质疑。效果似乎不错。几百年当中，儒家对这种“贵道忘迹”的说法所能做的只是徒劳的重复相同的问题，但是，当灭佛的北周武帝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来自佛教徒的指责时，后者同样一点办法都没有。北周武帝灭佛的时候，任道林指责武帝毁寺除像、禁佛灭佛的行动违背了太祖立下的规矩，是不孝。周武帝反驳说：“令沙门还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恼他人，使率士获利，舍戎从夏，六合同一，即是扬名万代，以显太祖，即孝之终也。”[9]（卷10《辩惑篇第二》）这与牟子、孙绰书中的儒佛之争在问与答之间何其相似。只是这里儒佛角色刚好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