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文明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玄高是否曾经从学佛陀跋陀罗（觉贤）一案的破解，对于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与到达建康的时间、鸠摩罗什的卒年、法显回国后的经历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关 键 词】玄高/觉贤/鸠摩罗什/禅

　　 玄高(402-444)是否从学佛陀跋陀罗(359-429)，是中国禅学史上的一桩著名的疑案，近日宣方博士发表了《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玄高从浮陀跋陀学禅说辨伪》（《中国文化》1998年春夏卷）一文，重提是说，以为其乃讹传。是故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此案之所以有疑，主要是由于时间问题。《高僧传•玄高传》谓：“闻关中有浮陀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然据《祐录》，佛陀跋陀罗于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因此玄高从学之时最多只有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怀疑浮陀跋陀另有其人，有些学者认为僧传所记年龄有误。徐文明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将玄高生年提前十年的方案，即改为公元392年（徐文明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这样一来，倒是消解了玄高年龄过小的矛盾，只是根据不足。虽然僧传有玄高受戒（受具足戒一般是在二十岁以后）以后闻浮陀跋陀在关中弘法之说，但仅此为据显然是不够的。僧传记玄高之母于弘始二年(400)感梦受胎，弘始三年(401)二月八日生高，轻易改动这一记载是不严肃的。又据《高僧传•慧览传》，慧览“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东大明中(457-464)卒，如此他生于公元397至404年，既云二人年少时齐名，则其年龄相若，故僧传云玄高生于弘始三年是有根据的。
　　 那么玄高于十岁时从学觉贤是否有可能呢？据僧传，玄高十二岁时始辞亲出家。十岁之时尚未入道，更谈不上受戒习禅。那么是不是如宣方博士所说，这是一个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呢？其实不然，因为慧皎在《禅论》中明确说道：“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禅业东土，玄高、玄绍等并亲受仪则。”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应轻易否定这一结论。
　　 觉贤离开长安的时间其实未必是在义熙七年，也有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更迟。义熙七年说有三种资料为证，其一是僧祐《出三藏记集》觉贤传，这是最早的材料，也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其二为《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其三为《法显传》。
　　 僧祐谓觉贤被摈之后，先至庐山，“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后“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如此可以推断觉贤是在义熙七年初离开长安的。僧祐还记录了一个故事，觉贤既至荆州，“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在荆州。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佛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答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慰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
　　 僧传所述与此大同，只是加了一句“宋武南讨刘毅，随府界于江陵”。据《宋书》，刘裕以义熙八年九月讨伐刘毅，十月王镇恶克江陵。袁豹既为太尉长史，故随到江陵。如此觉贤当在义熙八年十月以后到达江陵，其到豹府乞食，当在此年末或次年初。刘裕还都是在义熙九年二月，觉贤亦当于此时同归建康。
　　 这一故事与史实无违，袁豹其时确为太尉长史，且正在江陵。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可靠证据，即《法显传》。现存本《法显传》有“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而文未又有“是岁甲寅”，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前就已经到了京都。
　　 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离长安，义熙九年到建康已经成了定案。然而，《高僧传•慧观传》却提出了另一说法：“什亡后，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去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俄而还京，止道场寺。”
　　 按照此说，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八月。那么义熙七年离开长安说还能否成立呢？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复之后，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二月刘裕还京以后。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以后。这也只是出于推测，更为重要的是“什亡后”一句提供了线索，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僧祐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但说是在义熙中。到慧皎的时代，就已经弄不清了。《高僧传》罗列了弘始七年(405)、八年(406)、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三种说法，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吉藏(549-623)仍然采用弘始七年十二月或弘始八年八月二十日说（吉藏《百论疏》卷上之上[大正藏42册，235页下]，《法华游意》[大正藏34册，649页下]），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然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其中明确提到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即在弘始十五年(413)。
　　 僧肇的诔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由于发现较晚，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塚本善隆，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祐、宝唱、慧皎，隋代的费长房等皆不知此诔文的存在，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前人未知、后世有新的发现之事并不罕见。鎌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他指出，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诔文，更为重要的是，撰述《开元释教录》的智昇亦未引用此诔文，而《开元录》中明明提到道宣的《广弘明集》，假如僧肇的诔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那么智昇为什么不加引述呢？因此鎌茂雄认为此诔文是作于公元七三○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4页，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既然僧肇诔文为伪作，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以僧传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