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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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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文明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玄高是否曾经从学佛陀跋陀罗(觉贤)一案的破解,对于佛陀跋陀罗离开长安与到达建康的时间、鸠摩罗什的卒年、法显回国后的经历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关 键 词】玄高/觉贤/鸠摩罗什/禅

   玄高(402-444)是否从学佛陀跋陀罗(359-429),是中国禅学史上的一桩著名的疑案,近日宣方博士发表了《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玄高从浮陀跋陀学禅说辨伪》(《中国文化》1998年春夏卷)一文,重提是说,以为其乃讹传。是故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此案之所以有疑,主要是由于时间问题。《高僧传•玄高传》谓:“闻关中有浮陀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然据《祐录》,佛陀跋陀罗于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因此玄高从学之时最多只有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怀疑浮陀跋陀另有其人,有些学者认为僧传所记年龄有误。徐文明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将玄高生年提前十年的方案,即改为公元392年(徐文明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这样一来,倒是消解了玄高年龄过小的矛盾,只是根据不足。虽然僧传有玄高受戒(受具足戒一般是在二十岁以后)以后闻浮陀跋陀在关中弘法之说,但仅此为据显然是不够的。僧传记玄高之母于弘始二年(400)感梦受胎,弘始三年(401)二月八日生高,轻易改动这一记载是不严肃的。又据《高僧传•慧览传》,慧览“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东大明中(457-464)卒,如此他生于公元397至404年,既云二人年少时齐名,则其年龄相若,故僧传云玄高生于弘始三年是有根据的。
   那么玄高于十岁时从学觉贤是否有可能呢?据僧传,玄高十二岁时始辞亲出家。十岁之时尚未入道,更谈不上受戒习禅。那么是不是如宣方博士所说,这是一个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呢?其实不然,因为慧皎在《禅论》中明确说道:“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禅业东土,玄高、玄绍等并亲受仪则。”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应轻易否定这一结论。
   觉贤离开长安的时间其实未必是在义熙七年,也有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更迟。义熙七年说有三种资料为证,其一是僧祐《出三藏记集》觉贤传,这是最早的材料,也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其二为《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其三为《法显传》。
   僧祐谓觉贤被摈之后,先至庐山,“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后“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如此可以推断觉贤是在义熙七年初离开长安的。僧祐还记录了一个故事,觉贤既至荆州,“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在荆州。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佛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答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慰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
   僧传所述与此大同,只是加了一句“宋武南讨刘毅,随府界于江陵”。据《宋书》,刘裕以义熙八年九月讨伐刘毅,十月王镇恶克江陵。袁豹既为太尉长史,故随到江陵。如此觉贤当在义熙八年十月以后到达江陵,其到豹府乞食,当在此年末或次年初。刘裕还都是在义熙九年二月,觉贤亦当于此时同归建康。
   这一故事与史实无违,袁豹其时确为太尉长史,且正在江陵。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可靠证据,即《法显传》。现存本《法显传》有“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而文未又有“是岁甲寅”,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前就已经到了京都。
   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离长安,义熙九年到建康已经成了定案。然而,《高僧传•慧观传》却提出了另一说法:“什亡后,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去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俄而还京,止道场寺。”
   按照此说,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八月。那么义熙七年离开长安说还能否成立呢?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复之后,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二月刘裕还京以后。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以后。这也只是出于推测,更为重要的是“什亡后”一句提供了线索,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僧祐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但说是在义熙中。到慧皎的时代,就已经弄不清了。《高僧传》罗列了弘始七年(405)、八年(406)、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三种说法,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吉藏(549-623)仍然采用弘始七年十二月或弘始八年八月二十日说(吉藏《百论疏》卷上之上[大正藏42册,235页下],《法华游意》[大正藏34册,649页下]),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然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其中明确提到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即在弘始十五年(413)。
   僧肇的诔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由于发现较晚,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塚本善隆,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祐、宝唱、慧皎,隋代的费长房等皆不知此诔文的存在,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前人未知、后世有新的发现之事并不罕见。鎌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他指出,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诔文,更为重要的是,撰述《开元释教录》的智昇亦未引用此诔文,而《开元录》中明明提到道宣的《广弘明集》,假如僧肇的诔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那么智昇为什么不加引述呢?因此鎌茂雄认为此诔文是作于公元七三○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4页,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既然僧肇诔文为伪作,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以僧传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