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叡《喻疑》（一说作者为慧叡，误）有“及至苻并龟兹，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俱集。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之语，所谓大法兴盛“洋洋十数年”，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说。此“十数年”是以罗什为核心的，罗什以弘始三年末到长安，以弘始十五年终于大寺，正好满足十数年。罗什卒后，觉贤被摈，卑摩罗叉出游关左，佛陀耶舍辞还外国，大师星散，长安佛教已呈衰败之势，与兴盛无缘。因此若谓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则其弘法时间只有八年，此后诸大师亦多散去，长安佛教盛极而衰，何来佛法兴盛“洋洋十数年”之说？
　　 僧肇有《答刘遗民书），鎌田茂雄认为此书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99页），汤用彤则认为是弘始十二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33页）。这一时间的确定与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有关。《出三藏记集》道生本传谓其于义熙五年(409)还都，由于途中在庐山稍事停留，故谓其于弘始十年(408)离开长安，其年夏末到达庐山比较合适。刘遗民看到了由道生带来的《般若无知论》，对其中一些说法有疑问，故而于次年十二月致书僧肇，僧肇的回信应当在第三年的八月。将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定为弘始九年(407)，无非是为了证明罗什卒于弘始十一年说能够成立，其实这里面仍有不少问题。道生在罗什门下号为“四圣”之一，其从学罗什的时间不应太短，道生约于弘始六年(404)与慧叡、慧严、慧观等自庐山到达长安，若谓九年夏便离开，未免过短。道生有《维摩经注》，且僧传有“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扬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之句，故而生注是在肇注流行之后，其离开长安不应过早。即便此书果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若罗什五日之后便当辞世，僧肇还说什么“什师休胜”、“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恐怕与事实及情理不合吧。假如罗什果如鎌田茂雄一再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患急症而亡（无非是为了弥补与肇书的裂缝），那么五日前还在“出新至诸经”（当是支法领携至）的罗什必定有未完成的译作，而僧传本传却谓罗什临终自述“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焚身之身，舌不焦烂”，可见并无未曾译完的经典，《十诵》业已完成，只是罗什还想加以删治而已，今既不果删烦，“存其本旨”，亦无差失。罗什对自己的译作是充满信心的，认为自己留下的都是经得住考验的佳作，于此并无遗憾。
　　 僧肇《答刘遗民书》本身就说明了其写作时间。《出三藏记集》卷三将僧肇《长阿含序》与《答刘遗民书》并列以说明《四分律》的译事。所谓“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按照肇序，指的是弘始十二至十四年佛陀耶舍于中寺出《四分律》，这就证明《答刘遗民书》必然作于弘始十二年以后。而此时罗什还颇“休胜”，正忙于译经，怎么会于上年就去世了呢？
　　 僧肇《上奏主姚兴表》中有“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之句，《开元释教录》以此来证明罗什卒年不可能在弘始十一年，因为如此则最多八年，不满十年，不得谓“十余年”，《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以此来印证弘始十五年说，似乎都忽视了僧肇曾至姑臧从学罗什的传说。《高僧传•僧肇传》有“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之语，然而这一传说唯见于僧传，不见他籍印证。在现有僧肇著述中，看不出这一传说的证据。如果此说属实，则僧肇为罗什奏地第一位弟子，而僧叡在《大品经序》中提到参与译经的义业沙门慧恭、僧 、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没有提到僧肇的名字，或谓前述皆是宿旧，僧肇年少，不预其列亦无足怪。然佛门并不只是强调年腊，入门先后也很重要，若是僧肇早在姑臧就从学于罗什，算是罗什关中弟子第一人，而且其时已到了“名震关辅”的冠年，僧叡也不好不加提及吧。
　　 据史传，虽然姚苌父子早就“挹其高名，虚心要请”，然“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姚兴不得已，于弘始三年五月派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大破隆军，隆只好于九月上表归降，并乖乖地交出罗什。因此僧肇若是在此之前西至姑臧，吕隆未必会接纳他，不将他当作秦国奸细就不错了。吕光父子并不弘法，故虽然罗什“停凉积年”，却是“蕴其深解，无所宣化”，也就是说，罗什在凉十八年，根本没有从事弘化，并无弟子，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敌国的僧肇能否远至是个问题，即便能穿越关卡，恐怕也无计停留。因此所谓僧肇远至姑臧从学罗什数年是不合情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似乎也无人认可僧肇远至姑臧求学的传说。吉藏《百论序疏》谓僧肇“罗什至京师，因从请业”。吉藏以僧肇为“玄宗之始”，又搜罗极广，对僧肇最有研究，他的意见是应当重视的。元康《肇论疏）卷下谓“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十九事什公，三十一亡，十余年也”，僧肇十九岁时即弘始四年(402)，也就是说，罗什至长安后才从学，与吉藏之说一致。吉藏《百论疏》又云“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亦云十有二年”，而自弘始三年末至弘始十五年四月正好为十二年，恰好证明罗什的卒年为弘始十五年。此说亦为元康《肇论疏》所本，僧肇晚罗什一年而卒，罗什卒时他三十岁，十九岁从学，故在罗什门下正好十二年。若认定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卒，则其时僧肇只有二十六岁，从学罗什也只有八年，不可谓十余年，因此元康也是认定罗什先僧肇一年（弘始十五年）而卒。
　　 因此所谓僧肇至姑臧从学罗什说是慧皎取自传闻，并不可靠。自弘始十一年向前反推十二年以确定僧肇从学罗什的时间是不足取的。《上秦主姚兴表》称“肇以微躯，猥蒙国恩，得闲居学肆.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虽众经殊趣，胜致非一，涅槃一义，常以听习为先”，这段话如何断句非常关键，若谓至“得闲居学肆’为一句，则“十有余年”有可能从姑臧算起，然细推文意，颇觉不然。此表处处推崇姚兴，肇之闲居学肆固是蒙受国恩，其得以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何尝不是出自国恩！若谓自姑臧算起，又与下文不符。罗什在姑臧时处境尴尬，与弄臣一般，吕氏根本不允许他讲经说法，是以十数年中，毫无作为，所谓众经殊趣、涅槃胜至，僧肇是无缘听习的。因此无论僧肇是否到过姑臧，此“十有余年”都只能从罗什至长安后算起.弘始十一年说是绝无成立之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