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论据显然是不充分的。智昇未加引用，并不表明道宣的《广弘明集》未收，说智昇未看到也缺乏说服力，或许是他对诔文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怀疑，因为道宣未说明其出处，隔了这么久才出现，今人不加深信，古人当然也会抱有疑问。
　　 认定诔文为伪作必须有适当的理由，作伪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对作伪者有好处，否则他又何必如此呢？那么伪作这一诔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鎌田茂雄所谓“盖或许为了显示权威而说僧肇作《肇论》的年代，罗什依然在世，且受其教化”（同上）未免过于牵强。按照这一说法，三论宗应当最有理由编造诔文，然而在公元八世纪，三论宗早就已经传承不明了。
　　 证明罗什在弘始十一年后去世有多种证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成实论记》：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在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鸠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
　　 由此可知，至少弘始十四年(412)的九月罗什仍然在世，足以破除弘始七年、八年或十一年说。鎌田茂雄却认为它不可靠，证据是“译者及译出年时的记载过于简略。虽有尚书令姚显其名，但在清万斯同的《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弘始十三年的姚显是卫大将军，不是尚书令；弘始十三年及十四年的尚书令是姚弼，因此《成实论记》的记载，应不足采信”（《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9页）。
　　 此记依僧祐之说只是出论后记，简略一些亦无足怪。弘始十三年姚显固然不是尚书令，但姚显做过尚书令却是无疑的。僧叡《自在王经后序》有“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真怀简到，彻悟转诣”之句，此序作于弘始九年，表明其年姚显已经是尚书令了。《弘明集》卷十一收录了《道恒道标二法师答秦主姚略劝罢道书并姚主书》，其中也有“今敕尚书令显”之语。这都表明姚显做过尚书令。虽然弘始十三年时姚兴以子弼为尚书令、大将军，姚显被降为卫大将军，但《后记》作者以姚显曾任过的最高职务尚书令名之，也不为过，若谓其时姚显不再是尚书令，故不可以尚书令名之，那就是胶柱鼓瑟了。
　　 依《成实论记》，《成实论》应当是罗什最后译著之一。鎌田茂雄却千方百计证明《成实论》的早出，举《高僧传•昙影传》为证，其有“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返。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莲华经》……”之句，鎌便认定先出《成实》，后出《法华》，其实这只是僧传笔法，不足为据。《僧叡传》谓“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突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后出《成实论》，令叡讲之”，是不是也可证明《成实论》出在《法华》之后呢？
　　 鎌田茂雄又引《历代三宝记》卷八“《成实论》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昙略笔受，见二秦录”，说明其早出，然他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其实此说可能并非毫地根据，只是弘始八年当作义熙八年(412)，因为《成实论》译讫是在义熙八年九月十五日。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可能是南人之作，用的是晋之正朔，后人不明底细，当成了弘始八年。
　　 《成实论》之晚出还有其他证据。僧叡为罗什门下第一人，撰诸经序，多兼述此前译出的其他经论，在现存的诸经论序中，无一语道及《成实论》，这足以证明其出也晚。据吉藏《三论玄义》、《中论序疏》、《中观论疏》等，僧叡作过《成实论序》，并为讲论之始。《三论玄义》卷上云：“昔罗什法师翻《成实论》竟，命僧叡讲之。什师殁后，叡公录其遗言，制论序：‘《成实论》者，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罽宾小乘学者之匠，鸠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论云：色、香、味、触实也，地、水、火、风假也。精巧有余，明实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内之实耳。比于大乘，虽复龙烛之于萤耀，未足喻其悬矣。’”《成实论序》是在罗什卒后作的，并且表达了罗什本人的意图，这是否表明《成实论》为罗什最后译著之一，僧叡在其生前忙于讲解，未及为序呢？
　　 僧叡《成实论序》很可能有此论翻译的时间，但是由于吉藏坚信罗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对于这一时间不肯采纳，未引全序，也使后人丧失了可以确定此论译时和罗什卒年的最可靠的资料。《中观论疏》一末还有“叡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之语，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在诸序中最为珍贵，可惜不见全豹。
　　 《成实论记》其实是不必怀疑的。若谓其不足采信，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那么伪作此记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成实论记》可以辅证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三说”并非只此一证。
　　 据《高僧传•昙邕传》，慧远弟子昙邕充当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信使，“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任继愈等以为“罗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书约在403年，为东晋元兴二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613页注(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去岁接姚左军书”之句，罗什以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时已岁末，就算左将军姚嵩马上致书慧远，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个“去岁”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书罗什的。昙邕原为武将出身，故能“强悍果敢”，不辱使命。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为使命十余年，则罗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后卒。
　　 汤用彤据以史书，认为刘裕讨平桓玄（公元404年）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知，姚显使吉默报之，至是两国通好，交聘不绝，“约在此时前后（义熙元年顷[公元405年]）慧远得姚左军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253页）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嵩之书，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如此则昙邕为使“十有余年”就到了义熙十二年，未免太迟。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姚泓父子外，当首推大将军、常山公姚显与安成候姚嵩二人，姚兴钦慧远之德风，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可见姚嵩与慧远是有交情的。故此“姚左军”当为姚嵩无异。据僧肇《百论序》，弘始六年(404)译《百论》时姚嵩为秦司隶校尉、安成候，未有左将军之衔，僧叡《法华经后序》则称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成候姚嵩，则姚嵩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据诸经序，罗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同年十月十七日罗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十诵》，是《百论》之译出，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将军，并致书慧远，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若然则慧运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昙邕为使则至弘始十七年(415)。因为按照情理，姚嵩通报罗什入关之讯，不应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