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详情也“未晓然”，只是在觉贤等亲睹佛影者来山之后，才具悉其状，始“图而铭焉”。
　　 据远《铭》，图铭之时是在义熙九年九月三日，故立台与画像并非同时。这个细节非常重要，立台之时觉贤未至，图（画像）铭之时始至，故与前说无违。汤先生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细节，才会得出觉贤早至及南国道士非法显的结论。其实谢灵运《佛影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南国律学道士”就是法显。谢《铭》谓“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滮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正是因为听到了法显“具说佛影”，慧远才“闻风而悦”，“图而铭焉”。所谓慧远“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非闻法显所言”是站不住脚的，不闻法显之言，慧远何以得知天竺佛教之流风遗则？如果不是指佛影的具体相状，只是普通的流风遗则，慧远早已从他人得之，为何不早加图铭呢？谢《铭》言“曾是望僧，拥诚俟对。承风遗则，旷若有 。敬图遗踪， 凿峻峰”，与前言一致，是谢灵运在编故事了，而谢当时可能并未见过法显，他的消息来源则是慧远弟子道秉。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六谓“（义熙）九年，迦维卫国沙门佛驮跋陀罗至庐山入社”，堪为觉贤九年始至之一证，也可知汤先生强说之失。
　　 法显以义熙八年七月至青州，在彭城住了一冬一夏，其后则至庐山。他的本意，有可能是经庐山到长安，完成译经之弘愿，然在此山遇到觉贤师徒，知长安居之不易，故徘徊不前。觉贤或在此之前到山，故慧远首言之。
　　 由是觉贤离开长安当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后，看来罗什徒众是害怕觉贤成为长安佛教领袖、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迫不及待地要赶走他及其门徒。
　　 《出三藏记集》本传谓觉贤至庐山后，“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如此则其到达庐山是在八月底，其离开长安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僧传谓觉贤在庐山停留岁许，也就是不满一年，可能他在其年冬天译出禅经之后便西至江陵。
　　 觉贤不东下京师却西至江陵，大概他对慧远解其摈事抱有一定希望，期待受到姚兴及关中僧众的邀请，重回长安。在江陵，觉贤师徒受到司马休之的欢迎，他的天竺五舶来华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是以荆楚之民，归之者众。后休之败逃于秦，觉贤师徒又受到刘裕的尊崇，当时后秦内忧外患，实力大减，觉贤也断绝了重回长安的念头，于其年八月随刘裕东归建康。
　　 觉贤西至江陵，还因罗什卒后，江陵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卑摩罗叉亦在罗什卒后出游关左，在寿春石磵寺弘律，约于义熙十年末或十一年初南适江陵，在辛寺坐夏，开讲十诵，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京师有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这也表明慧观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是可信的。在觉贤师徒和卑摩罗叉离开江陵后，昙摩耶舍又来到这里，仍住在辛寺，大弘禅法。后来法显亦至江陵，卒于辛寺。可见江陵已成当时的佛教中心。
　　 觉贤既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那么他又是何时始至关中的呢？汤用彤谓贤“约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至长安，当不久即被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觉贤传谓其“达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欣然而来，则弘始十年四月也”（大正藏51册2073页中）；任继愈等谓其约于弘始十年(408)至，411年被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依此。吉藏则谓弘始七年(405)至（吉藏：《中论序疏》，《三论玄义》卷上）。究此三说，七年嫌早，十二年过迟，惟十年稍近之。
　　 智严与宝云、法显等同游西域，据《法显传》，法显等约于弘始二年十月到达乌夷国，在此住了两个月，此间智严、宝云等亦至，因为其国人不修礼义，待客甚薄，智严等三人不得已返向高昌，以求行资，从此法显未与智严相见（后来二人又在建康得遇），故在《法显传》中未言智严日后行踪，僧传、《祐录》亦未言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然罽宾距西域最近，智严到达的时间应约在弘始四年(402)。智严居此国三年，与觉贤在路上又走了三年，其到达长安应约在弘始九年(407)。所谓弘始七年，当是始发之时。
　　 弘始七年说汤先生似亦赞同，其谓“智严于罽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约在公元401至 403年），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至长安应在元兴三年[公元 404年]之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75页），是说智严401年即到罽宾，从学三学即至403年，又三年归则应在405年。汤先生对僧传所载觉贤浮海东还说颇有怀疑，以为此事不见于《智严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若从陆路东还，则耗时更少（罽宾在北天竺，陆路更近，若南下经六国至交趾，再浮海至青州，自青州至长安，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然智严是否在弘始三年(401)便至罽宾是个问题，依《法显传），弘始二年(400)末智严返向高昌，其后法显再未提及智严，表明智严一直落在后边，而法显越过葱岭到达邻近罽宾的乌苌国的时间是约弘始四年(402)四月，在此坐夏，法显未到罽宾，只到过与此较近的陀卫国、弗楼沙国，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不应早于法显、宝云到达罽宾周边诸国之时，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既如是，智严从学三年，路途三年，不应皆是刚好满两周年，因此弘始七年至长安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继愈等持弘始十年说，或亦与《肇论》所载之《致刘遗民书》中有“（支法领）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师二人”之说有关，《四分律序》谓法领于弘始十年与佛陀耶舍（三藏法师）俱还，则佛陀跋陀罗（大乘禅师）也有可能同至。然觉贤浮海还，必不与法领同行，至于法领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请过觉贤，就不得而知了。
　　 言觉贤于弘始九年至，还有一个旁证。觉贤未至时，关中众僧咸从罗什学禅，罗什亦猢狲称王，编译禅经，教习禅法，而弘始九年闰月（二月）五日僧叡却“重求检校，惧初受之不审，差之一毫，将有千里之降。详而定之，辄复多有所正，既正且备，无间然矣”（《关中出禅经序》），这大概是由于觉贤既至，僧叡恐见笑于方家，故重求校正。
　　 僧叡《喻疑》称“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来自罽宾的持律三藏非指一人，有弗若多罗（弘始六年前至）、卑摩罗叉（弘始八年至）、佛陀耶舍（来时不详）等，佛陀跋陀罗师徒或于卑摩罗叉至后不久即至，故有“寻亦并集”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