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来看，实在难以发现诔文有何“不足置信”之处。鎌田茂雄所谓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记载罗什年龄为“七十四岁”（《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9页），也许别有所本，因为从大正藏本实在看不出来这一记载，原文明明是说罗什弟子道融活了七十四岁，根本没提罗什的年龄，据此认定诔文“不足置信”，实在不足置信。诔文言“昔吾一时，曾游仁川。遵其余波，纂承虚玄。用之无穷，钻之弥坚。槃躍日绝尘，思加数年。微情未叙，已随化迁。如可赎兮，贸之以千。时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凭靡缘。驰怀罔极，情悲昊天。”一方面表达了僧肇对罗什的深情，一方面又将自己与罗什的师生之情与孔颜相比，也表明了僧肇强烈的自信。作此诔时，僧肇正好三十岁，其才其识，其命其身，正可与颜子相比。僧肇以颜子自期非始于此，《百论序》有“钻仰累年，转不可测”之句，其时僧肇始逾冠年，已经是“名震关铺”、颇怀时誉了。诔文还称“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统其群有，纽兹颓纲。顺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维摩，迹参城坊。形虽圆应，神冲帝乡。来教虽妙，何足以臧”，这是僧肇对罗什身受妓女、不住僧坊之秽行的辩护。罗什此行是为了统群有、振颓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寓俗无方。“顺四恩”其实特指国主恩，是说罗什身受妓女是出于国主之命，为报其恩，须顺其意；“降慧霜”其实是强调智慧最为重要，以回护罗什戒行之有亏、禅修之不足。更以罗什与维摩相比，倒是极为恰当。“来教虽妙”，也许指的是觉贤，觉贤与罗什一派不合，孤高其行，不修人事，僧肇心服其德，口不肯承，主要是出于情感与宗派之见，不得不为罗什辩解。
　　 因此诔文虽然发现较迟，其可靠性还是不容怀疑的。罗什的卒年亦当以诔文为准，即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既然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那么觉贤就不可能在义熙七年离开长安，也不可能在义熙九年至建康。其实依据史实，觉贤在义熙九年与刘裕一起还都的可能性也很小。刘裕当时恐激诸葛长民为乱，轻舟潜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大可能带觉贤师徒同归的。那么又何以说明《法显传》“就禅师出经律”之说呢？
　　 《法显传》之后有一段跋文：
　　 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夫成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这段跋文“迎法显道人”一句日本镰仓古抄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章巽认为此句表明慧远促成法显与觉贤合作译经之事，并非亲迎。郭鹏认为非亲迎之说，似与文章不符，此段跋文或为慧远之作，或为远弟子雷次宗所写（郭鹏：《佛国记注译》148页注(2)，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法显来京是否与慧远有关，不得其详，然义熙十二年八月七日慧远入灭，夏末之时，慧远还有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是个问题。且加上“慧远”二字，与文法不合。是故此事恐与慧远没有直接关系，亦非雷次宗所为。
　　 从其文意来看，此跋文很可能为慧观之作。因为义熙十二年冬天法显正好在道场寺与觉贤共译《摩诃僧祇律》。慧观为觉贤首徒，也是道场寺务的主持者，由他出面迎请法显是很自然的。这段跋文表明两点，一是义熙十二年夏末法显始到京师，二是《法显传》有详略两个版本。
　　 诸说多谓法显义熙九年至京，是泥于略本之说。略本原作于义熙十年，大概是在刘道怜驻地京口所作。现存本实为后来详载改订之本，成于义熙十二年之后，故加进了“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然略本最后的“是岁甲寅”却未加改动，难怪后人受其迷惑。
　　 此说非只此一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谓“法显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岁在寿星”，此前又引《法显记》说明诸戒本的由来，这表明僧祐是读过《法显记》的，他仍然肯定法显十二年还都，表明是明了“就禅师出经律”之始末的。
　　 从译经之时也可看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觉贤来京之后，最先翻译的是法显带来的《摩诃僧祇律》，以十二年十一月始，十四年二月讫。如果义熙九年二人都到了京师，为什么拖到三年以后才开始译经呢？依《法显传》，义熙十年时就已经出经律了，那么为何诸录皆谓译事最早始于义熙十二年呢？
　　 是故《法显传》之说事出有因，不足以作为觉贤义熙九年二月还京的证据。觉贤应如慧观本传所述，于义熙十一年八月随刘裕还京，止道场寺。
　　 僧传昙邕本传谓其“凡为使命十有余年”后，“京师道场僧鉴挹其德解，请还扬州”，前述昙邕以弘始七年首次出使，十余年后则至少是弘始十七年，即义熙十一年，其最后一次出使是故应在罗什卒后，其时京师道场寺的住持是僧鉴而非觉贤。这表明觉贤义熙九年还京是不可能的。
　　 觉贤还京的时间可下定论，然其离开长安之时尚难定断，或为弘始十五年末，或为十六年初。罗什以四月十三日卒，四月十六日即开始夏安居，七月十五日结束夏坐，在这段时间内，罗什徒众即便对觉贤有怨言，也不好公然加以驱逐。因此觉贤被摈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秋以后。
　　 慧远《万佛影铭》有“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之说，汤用彤先生认为：
　　 昔慧远奉侍道安，尝闻西域沙门言西域有佛影（按安公曾作《西游志》，盖集录游方僧人传说）。及晋义熙中，在庐山值罽宾禅师佛陀跋多罗（约于六七年顷到庐山），及南国律学道士（不知为何人，但似非法显。因显时尚未归来），详问其所亲见，乃立台画像（义熙八年五月立台），并刻铭于石（义熙九年九月作铭）。孑是挥翰之宾，佥焉同咏（详《广弘明集》慧远《佛影铭》）。并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谢灵运制铭，以充刻石（见《广弘明集》。铭作于义熙九年秋冬之后，故言及法显。又铭之序中，言“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乃指远公在远方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非闻法显言也。铭中有“承风遗则”句可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