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沈重，史称“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传》。）。卢光精于《三礼》，又“性崇佛道，至诚信敬”（注：《周书》卷四五《儒林•卢光传》。）。值得注意的尚有何妥其人，其先世为西域何国人，妥入北周，为太学博士，注《周易》、《孝经》等，又“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何妥传》。），明显受当时儒林兼综博涉风气的影响。北周天和年间，宇文护专政，颇重佛教之弘扬及佛经之翻译，宇文邕也几次集中儒士、沙门、道士讨论三教义。沈重之论三教义，“咸为诸儒所推”（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传》。）。这些正反映了当时儒林兼综博涉的背景及风气。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废毁佛法，实乃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已往之循例事佛，而儒林兼综博涉、旁取佛法的风气，并不因此而消歇。隋初儒学名家辛彦之崇信佛法，立15层浮图两所；隋初硕儒刘焯曾撰《七曜历算书》，成就不限于传统儒学；与刘焯合称“二刘”的刘炫，曾自为状道其兼综博涉之美。如此之类，皆可令吾人知当时儒林之风气。
　　 　　二
　　 北朝儒林人士与佛教之因缘非浅，实与当时佛教界人士之努力相关，其人不仅积极向儒林人士宣扬佛法，亦努力学习北朝儒士赖以立身之儒家经典，以便利佛法向北朝儒学的渗透。东晋南朝之僧徒常参与当时名土的清谈论难活动，兼综中土玄学与佛学之命题与形式；北朝的情况，与之相比，虽有深度的不同，就根本而言，实是趣异而旨同。不论是向玄学深浸还是向儒学浸透，佛教要影响中国的学界，首先都需与影响的对象发生交融。
　　 从时空上看，僧徒之影响儒林，经历了山十六国到北朝、山河西到中原的过程。
　　 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不仅儒林人土西聚关陇，形成河西儒学群体，中原高僧，亦多西行，在关中凉土与西域所来之高僧会合，形成河西佛学群体。当时河西佛学之盛，论述者夥，兹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儒学与佛学两大群体，皆因历史的机缘会合于关中凉土，其争一日之短长故在所难免，而相互碰撞中的相互学习，更是必然之势。
　　 十六国初期活跃于中原的佛图澄，“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这时期，佛学与儒学已发生碰撞交流，但尚不深刻。到前秦时，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高僧传》载释道安事迹曰：“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注：卷五《释道安传》。）诗赋文章与儒学之关系至为密切，道安善为文章，自然于儒学知之甚深。故《高僧传》又曰：“（苻）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注：卷五《释道安传》。）《出三藏记集》此段尚有如下文字：“与学生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智。”可见所谓“师安”，并非向道安学习佛典，乃是向道安学习儒典及诗赋，自然，道安可通过其授业，揉进佛家“理智”和宣讲佛经之形式。稍晚于道安的僧肇，出家前已“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成为一代高僧后，兼通三藏，对儒释两界均发生极大影响。《高僧传》称：“时京兆宿儒，及关外英彦，莫不挹其锋辩，负气摧衄。”（注：卷六《僧肇传》。）“宿儒”和僧肇抗辩的范围，自然囿于儒学，而僧肇凭着他的儒释兼精之质，在“摧衄”这些儒士的同时，自然也用佛家的思辨和唱论方式征服和影响儒士们。《魏书》谓僧肇“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此处“学者”，并不限于佛学界人士，盖已包括心仪其“妙旨”的儒林人物。
　　 如果说僧肇的儒学修养在出家前已经较高，释道融则是在出家后方兼修儒学，并达到较高境界。《高僧传》：“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暗游心府。”身为僧侣，兼修儒学，显然是较为流行的风气。到北周天和年间，宇文邕几度“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注：《周书》卷五《武帝纪上》。），虽然带有行政命令之性质，亦未始不是这种风气之流韵。
　　 佛教界人士的释儒兼修的行事，自然影响了一批儒林人物，使他们站出来和同儒释。这种调和的态度，更拉近了儒士与僧徒之距离。颜之推《家训•归心》一篇，可视为这种调和态度之总结。其言曰：“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又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和同儒释的办法之一，为格义。格义之法，为晋僧所创，其法“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注：《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即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以迎合玄谈名士之口味，方便佛法之传播，北朝儒士从僧徒那儿接过格义之法以调和儒释，正反映了清言之风对北朝儒学亦有影响，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南北学风全无共同之处。《魏书》的作者魏收在《释老志》中说：“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持佛家之“三归”、“五戒”与儒家之“三畏”、“五常”互相比附。此种格义之法，虽较牵强却易为一般儒士所接受，故亦较流行。《颜氏家训•归心》：“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其言恰似为《释老志》作注，正说明其说已为当时之老生常谈，而此种方法已为儒释两家皆得心应手之工具。北周甄鸾注汉代徐岳《数术记遗》，引用佛经以明其理，亦可见格义方法已被儒士运用到多种学科。
　　 　　三
　　 北朝儒林人士既多与佛法结下因缘，又有出而调和儒释两家之人，此种因缘与态度，自然会影响及于其传经授业，从而改变北朝儒学之面貌。
　　 唐代孔颖达为五经正义，对北朝经学有千古独步之董理，其对北朝诸儒之批评，持一种基本的认识。孔氏《礼记正义序》论熊安生之说《礼记》：“违背本经，多引外义。”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孔氏《尚书正义序》论刘焯治《尚书》：“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论刘炫治《尚书》：“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孔氏《毛诗正义序》论二刘之治《毛诗》：“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孔氏《春秋左传正义序》论刘炫之治《左传》：“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综上可见孔氏对北朝诸儒之批评的基本认识是：好为新见，轻鄙汉儒及魏晋经师。所谓“北人俗尚朴纯”、“彼辈学术途辙亦多守旧”云云，真不知所据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