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北朝儒士讲诵经书，必升高座。《高僧传》谓唱导佛经有“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别请宿德，升座说法”等形式（注：卷十三《唱导•论》。）。中国人本席地而坐，汉魏儒学经师讲经，犹沿其制。儒家采用佛教升座讲经之仪式，始于北魏，关于此点，牟润孙先生考辨明晰，毋庸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升座之俗，竞泛滥于北朝儒士之讲肆。不仅名儒经师时升高座，纵生徒童稚，亦得升座。北魏中书博士张天龙讲经，必令生徒上座持本诵读（注：《魏书》卷八二《祖莹传》。）。北齐崔达孥年方十三，从儒师学得解说周易二字，其父便“集朝贵名流，令达孥升高座开讲”（注：《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直到隋初，升座讲诵儒家经典，仍为常见之事。
　　 以上为佛教对北朝儒林讲诵经书的影响，佛教对北朝儒生著述形式的影响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义疏之体的流行。
　　 牟润孙先生指出：“讲经而著为义疏，以释氏为先。”（注：《注史斋丛稿》第248页。）此言足以发千古之所未覆。牟先生又指出，南北朝时期，经与疏本不在一本，经文与注为母本，义疏则为经注所生之子本，北魏大儒徐遵明临讲“持经执疏”，正与僧徒译经时行翻行讲的形式相同（注：《注史斋丛稿》第241～242、258页。）。讲儒家经典而仿释氏撰为义疏，始于南朝。北朝则以刘献之为最早，《魏书•儒林》本传称其撰《毛诗章句疏》三卷，此与其未就之《涅磐经注》当取同一体例。《北史•儒林传序》云：“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是献之仿释氏所撰之疏，几乎影响整个北朝之学《诗》者。临讲“持经执疏”的大儒徐遵明，《魏书•儒林》本传称“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又以永嘉旧本《服氏春秋》为母本，手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与南朝慧远之《大乘义章》相映成趣。慧远之《大乘义章》，陈寅恪先生誉为“六朝佛教之总汇”（注：《大乘义章书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徐遵明之《春秋义章》，前人多不注意与《北史•儒林传序》合观，故不识其影响所及。《儒林传序》云：“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由此可见，遵明以后，河北诸儒讲《春秋》，所持之经必《春秋》经文及服注，所执之疏多为遵明之《春秋义章》也。北周熊安生撰《礼记义疏》，《北史•儒林传序》云：“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称：“凡是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门下。”又谓诸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粗习也”。是东魏北齐之世，讲家儒经典而仿释氏撰为义疏，浸为风气矣。传中“专门”、“粗习”二语颇堪注意。“专门”一语说明诸儒自出之义疏，与儒家旧有之训诂章句体例有别；“粗习”一语说明诸儒但求迎合潮流，不暇严守汉魏经学之旧墙垣。兹录《隋书•经籍志》所载北朝经学义疏类目录于下，虽十不存一二，亦可略睹当时诸儒自出义疏风习之盛。
　　 《周易讲疏》十三卷，何妥撰。《尚书义疏》七卷。《尚书述义》二十卷，刘炫撰。《毛诗义疏》二十卷，舒援撰。《毛诗谊府》三卷，元延明撰。《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沈重撰。《毛诗述义》四十卷，刘炫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鲁世达撰。《礼记义疏》二十卷，沈重撰。《礼记义》十卷，何氏撰。《礼大义章》七卷。《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刘炫撰。《春秋公羊疏》十二卷。《古文孝经述义》五卷，刘炫撰。《论语义疏》八卷。《论语述义》十卷，刘炫撰。《五经大义》十卷，樊文深撰。又五卷，何妥撰。《七经义纲》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由于诸儒喜为此专门之义疏，遂推延及于儒家经典以外之典籍。如徐遵明之大弟子李业兴，撰《七曜历疏》、《七曜义疏》等，正反映义疏流行之程度。
　　 　　余论
　　 综上可见，佛教对北朝儒学之影响，因人而有程度上的差异。若高允、刘献之、徐遵明等大儒，与佛教因缘既深，其治儒学之心法亦颇具佛家色彩，其思想境界与儒学造诣亦臻北朝之巅峰。若张吾贵、熊安生、刘炫等大儒，与佛教有一定因缘，或讲儒典而取释氏之讲唱形式，或传儒典而仿释氏撰为义疏，论其深度固不能与“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者相比，但正因其浅易，故能骇然动俗而蔚然成风气。
　　 是知一种久远之文化，端赖此种文化之维护者多角度地维系，所谓多角度，即包括取异种文化之于我有益者，作为我久远文化长生之营养素。后人每夸北朝经学未坠之业，殊不知，若无刘献之之《毛诗章句疏》，则《毛诗》或绝于河洛；若无徐遵明之以心为师，所谓“徐生之门”或无从树立；若无张吾贵之能讲唱，其门徒或不能至千数。
　　 进而论之，我久远文化之维系者，纵使对异种文化倍加防闲，亦不能不因对异种文化之注视而受其潜移默化。唐之韩愈，高扬“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帜（注：《昌黎先生集》卷十二《进学解》。），而其所作五言长诗《南山诗》，在文体上实受昙无谶译《佛所行赞》之暗示（注：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1页。）。是中国之儒者，欲完全拒绝外来文化之影响，终不可能。陈寅恪先生指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覆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北朝诸名儒，有积极吸收异教者，亦有态度如程朱者，至于如韩愈那般固护者，则未之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