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皮锡瑞论及刘焯、刘炫时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注：《经学历史》之七《经学统一时代》。）其实，“朴实说经”之体之变、风气之转移，并不是当北周末隋初才出现，北朝经学“俯从时尚”的传统，自北魏前期已逐步形成。
　　 北朝名儒较流行的治经和传经授业的基本态度，是强调领新悟异，而求新求异，自然要询诸内典，间接或直接地受内典之益。章太炎先生与承仕书云：“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一于周孔，旁弃老庄释迦深美之言，则蔽而不通也。”（注：《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其言正可用于推求北朝求新求异的名儒之心迹。
　　 北魏前期最著名的儒臣高允有篇《征士颂》，其言曰：“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注：《魏书》卷四八《高允传》。）此颂虽为沧水太守高济画像，实亦高允夫子自道。其言明显受佛家心论之影响，与吴康僧会《法镜经序》“夫心者，众法之原”之说相通。南北朝时高僧，多崇此心法。据《续高僧传》，罗云“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释理顺”（注：卷十一《罗云传》。）。灵裕“般若、观经、遗教等疏，拔思胸襟，非师讲授”（注：卷十一《灵裕传》。）。《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亦主张“理由乎心”、“弃亦求心”（注：《弘明集》卷八《灭惑论》。）。佛教界或持此心法以讲经撰疏，高允亦以此为研治儒典之不二法门，正所谓良匠择利器，何轮不可凿。高允所臻之境界，并非仅其一人能到。刘献之，“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其每每叹道：“孔门之徒，初亦未悟……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刘献之传》。）其言颇具佛家顿教色彩。最有趣者，为徐遵明之言行。遵明师事王聪、张吾贵均不过一年数月，便弃师而去，同学或以“终恐无成”劝之，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同学问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徐遵明传》。）其言与高允如出一辙，而高、徐二人正北魏最具影响之大儒。由此可见，高允、刘献之、徐遵明之思想，实代表北朝儒学界最风流之思潮，亦境界最高之思想。此点真北朝儒学最具光彩之一页，惜乎埋没千年而无闻！后人多称美支道林之小顿悟义及道生、谢灵运之大顿悟义，而不悟北朝儒林竟有其同调！
　　 受“领新悟异，发自心胸”的思潮影响，北朝儒士讲经撰疏，多不依陈说旧义，笔下口中新义缤纷。刘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刘献之传》。）。李谧撰《明堂制度论》，明确提出：“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注：《魏书》卷九十《逸士•李谧传》。）反对“是古非今”、“爱远恶近”，为自己“独论古制”的“惊俗之谈”而自豪。李谧之论，得到北魏众学官的认同，当时儒林人士之心态，山此又得见一斑。刘、李之外，国子博士卫冀隆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房景先为《五经疑问》百余篇，常爽为《六经略注序》，贾思同为《春秋传驳》等，都能自立新说，特为一家。
　　 北朝名儒好“领新悟异”，并非抛开经书信口开河，《北史》强调河洛经学之家法，自然是以史实为根据，但北朝名儒实为通达之儒，其治经与书家学书同理，初始学钟、王之笔法，后乃自成一体。一些名儒讲经授业，不拘于章句，而重在发凡举例，通其大义。前引刘献之事迹，有“义例已了，不复须解”二语，是献之传经，重在发凡举例。常景之《六经略注》，史称“甚有条贯”（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常景传》。）。董征从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注：《魏书》卷八四《儒林•董征传》。）。张吾贵学《礼》受《易》，“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其说《左传》，史称“义例无穷，皆多新异”（注：《魏书》卷八四《儒林•张吾贵传》。）。高允曾谓陈奇：“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辨简牍章句？”（注：《魏书》卷八四《儒林•陈奇传》。）可见当时名儒并不以辨简牍章句为治学之高境界，义例无穷、新异竞出方为其所追求。刘师培所谓北儒“喜以训诂章句说经”之论，可验之于部分儒士，却不可视为北儒之基本风貌。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移居》诗又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刘献之、张吾贵等北朝名儒，虽与陶渊明时隔地异，然读书的旨趣正复相类。刘、张等之治经风格，显然亦受佛教影响。自东晋以降，名僧讲解佛经，多有重在阐扬佛经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者。东晋支遁“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注：《高僧传》卷四《支遁传》。）。慧远“常欲总挕纲维，以大法为己任”（注：《高僧传》卷六《慧远传》。）。以后南北朝的名僧，多有具此风格者。如道庄“讲《法华》，直叙纲致，不存文句”（注：《续高僧传》卷十一《道庄传》。）。净愿“或统解涅磐，或判销四分”（注：《续高僧传》卷十二《净愿传》。）。刘献之等与佛教皆有因缘，自然可能受支遁、慧远一类僧徒思想的影响。
　　 　　四
　　 佛教对北朝儒学的影响，最直接地表现在儒士讲经注经的形式上。
　　 首先，北朝儒士讲经论难的风气，颇类僧徒之讲论佛经。牟润孙先生曾对两汉及东晋以后经师讲学之形式作过如下比较：“经师讲学，人咸可入坐与之辩，非如两汉时太学，问难者为诸生，辩者为经师。”（注：《注史斋丛稿》第328页。）兹举两例，以明北朝儒士讲经论难之情形。周末隋初，元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必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注：《隋书》卷七五《儒林•元善传》。）。讲经先发题，再就讲肆的形式，为汉魏讲经所无，却是东晋南北朝讲论佛经的普遍形式。何妥之难元善，情节正与《世说新语•文学》所载许询难王修之相似。此一例。北魏张吾贵，“海内皆曰儒宗，每一讲唱，门徒千数”（注：《北史》卷八一《儒林•刘献之传》。）。引文中“唱”即《高僧传》“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之“唱”（注：卷十三《唱导•论》。），是张吾贵之讲经，颇取僧徒讲佛法之形式。此二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