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朝禅学
　　 南朝宋初，一度盛传禅法，宋末以后，禅法趋衰。到了梁代，禅法虽略有起色，但直至南朝末年，由于北方禅师南下，才使习禅风气真正兴盛起来。禅法流行地区，大体上是沿着长江两岸的蜀郡、荆州（江陵）与衡阳、建康等地，此外浙江的天台山、四明山一带，也是禅修的重要基地。
　　 长江上游的蜀地与北凉相近，故禅风颇盛，如宋初的智猛禅师就在此授禅。又如与凉州著名禅师玄高俱以禅学的“寂观”见称的酒泉慧览禅师，曾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地左军寺传授禅法。后应宋文帝之请，东下建康，复以传授禅法而著称于世（注：《续高僧传》卷11《慧览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9页上。）。再如陇西人僧隐，先从凉州玄高习禅，“学尽禅门，深解律要”（注：《高僧传》卷12《僧隐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1页中。），玄高逝世后，僧隐游巴蜀，后又东下江陵，传播禅法，“禅慧之风，被于荆楚”（注：《高僧传》卷12《僧隐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1页中。），影响极大。又有法绪，高昌人，后入蜀，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注：《高僧传》卷11《释法绪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6页下。）。还有僧副，时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郡，他也随往传法，“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注：《续高僧传》卷16《释僧副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0页下。）对蜀地禅法的流行起了很大的作用。蜀地习禅与北凉的禅风直接相关，且由北地南下的禅师往往经蜀地而东下荆州、建康，蜀地成为禅学南下东移的中转站。
　　 荆州是南朝时的军事重镇，其重要性仅次于都城所在，建康。地理位置的显要，吸引了不少禅师来此一带习禅传法。刘宋时，佛陀跋多罗、昙摩耶舍都来荆州传授禅法。曾被北齐王主崇为国师的法常南下荆州、衡山等地传“寂定”之法（注：《续高僧传》卷16《释法常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6页中。）。又有法京、智远师弟居荆州长沙寺禅坊弘法，声望颇隆（注：《续高僧传》卷16《释智远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6页上。）。又上述法期在从智猛习禅后，下止江陵，在长沙寺禅修。还有慧命也由北而南，在荆州修禅定业，影响颇大。慧命撰写禅法论文多篇，其中所作《详玄赋》，就被《楞伽师资记》视作禅宗三祖僧璨的作品。史称他“与慧思定业是同，赞激衡楚”，但“词采高掞，命实过之，深味禅心，慧声遐被。”（注：《续高僧传》卷17《慧命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1页中。）认为慧命与慧思的禅法相同，但慧命文章的词采，要高出慧思一筹。从中国禅学发展史来看，慧思是南朝后期修师中禅最可注意的人物。慧思最初跟随北齐慧文禅师习禅，获得传授后，从河北入河南光州大苏山，后又来到湖南南岳，前后逗留约十年光景，直至去世。慧思来到南方后，深感南方佛学界偏重义理，蔑视禅观的弊病，于是大力提倡白天谈论义理，夜里专心思惟，走由定发慧，定慧双修的路子。史载：“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注：《续高僧传》卷17《释慧思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3下－564页上。）慧思提倡的“定慧双开”法门，强调二者结合、并重，有助于克服北方佛教偏于习禅数学，南方佛教偏于探讨义理的倾向，如上所述，慧思的禅观是观照宇宙实相，体悟终极境界，把禅修与智慧在更高层次上内在地结合起来，对尔后中国禅学的走向影响深远。
　　 建康是“六朝”的都城，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朝佛教寺院最集中、佛教思想最兴盛的都市。无疑地，建康一带也是南朝佛教禅修的重镇。有些禅师在城内的大寺里习禅、译经，有些禅师在城外钟山、摄山等地宴坐修禅，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禅师群体。例如，佛驮跋陀罗自长安南下，住庐山约一年后，即入建康，与其弟子，一代名僧慧观、宝云共住道场寺（斗场寺）。佛驮跋陀罗继续传授禅法，慧观作《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宝云译《观无量寿经》，共同弘扬定业，时有“斗场禅师窟”之称。又如罽宾僧人昙摩蜜多，因“特深禅法”而为宋室后宫所尊，教授禅道，曾译出《禅经》、《禅法要》等，并在钟山建定林寺，是为当时的重要禅寺。北方达摩门下僧副，精定学，南游建康时，就住在定林寺。摄山有栖霞、止观等庙宇，会集了众多禅师在此习禅，时称此山为“四禅之境”，山僧为“八定之侣”（注：《摄山栖霞寺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第4076-4077页，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足见摄山禅僧集团的规模之大。
　　 在中国的禅学史上，南朝建康一带的禅学最具历史影响者有二：
　　 一是译出禅经与有关之佛典。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少时西度流沙，至于阗，学梵文，后遇天竺高僧、时称“人中师子”的佛陀斯那，从其受《治禅病秘要法》，回河西后译出此经。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灭亡后，沮渠京声投奔刘宋，应请重译此经。禅病是指参禅者在修禅过程中，因尚未体会出参禅的真诀而产生的疾病。本书列举了十二种禅病和相应的对治方法（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3-342页。）。比如对治喜爱音乐的禅病，就要心想一手持乐器的天女，“眼生六毒蛇，从眼根出，入耳根中。复见二虫，状如鸦鸺，发大恶声，破头出脑，争取食之。……见女所执诸杂乐器，宛转粪中，诸虫鼓动，作野干鸣。所说妖怪，不可听采，如罗刹哭。因是厌离。”（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7-338页上。）说禅修者治疗喜爱音乐的病，应从心念中想象天女、乐器、音乐的污秽和丑恶，以达到厌离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自我控制法。本书有关身心疗法，是集古代印度、西域医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再如上面提到的，昙摩蜜多也译有禅经。而深刻影响禅学思潮的变化的译经，有求那跋罗译的二部经：《胜鬘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宣扬“如来藏缘起”说；《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四卷本，公元443年译出），强调要开发自心佛性如来藏，以成佛果。这都为禅学提供向内探求解脱之道的新途径、新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顺便指出，公元513年，著名的译经家菩提流支在洛阳译出十卷本《入楞伽经》，上述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本《楞伽经》就是此经的略本。此经是大乘瑜伽系的经典，二种译本都是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尤其是以后者来说明人生和宇宙的本原的。但四卷本以“性空”为涅槃境界，以“性空”之理为如来藏，而十卷本则视涅槃、一心和如来藏三者是相通而相等的。这样就在涅槃和如来藏是“性空”还是一心的问题上形成了分歧，并影响了禅修的不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