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一、日本佛教各宗在我国东北活动的概况

　　象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日本佛教的许多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伪满州国成立后，日莲宗在同年三月召开的第二十六次宗会上，管长酒井日慎便叫嚷道：当此之秋，满蒙大事屡屡发生，支那抗日之形势日益恶化，东亚天地忽然暗淡，遂至出动应征之义军。世界列国动辄误解我国之正义，而张猜疑之眼。……另外从满州国之建设来看，今日宗门应率先扩大教线。（注：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昭和52年）第69页。）
　　日莲宗的管长酒井日慎既看到时局的严重性，又意识到满州国的建立给日莲宗扩张教线提供了大好时机。酒井的声音是当时国内形势的反应，也是佛教界共同的心声。该宗宗务总监柴田一能在此观点上制定出施政方针，要求驻满洲的布教师趁“满洲事变”之机“慰问死守与匪贼战斗的帝国的生命线的忠勇义烈的皇军将士”。该宗还将“于十二月在东京举行国光宣扬、出征将士色心坚固大国祷”。柴田在报告书中说，日莲宗将大幅度提高在满洲布教的费用，准备制定对“大满洲新国家”积极布教的方策，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期待着万无一失地发挥“立正主义”。
　　古意真言宗在一九三一年于高野山召开的第七回宗会也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认为国家和宗团的前途正处在“外满州事变、内反宗运动”的关键时刻，本宗应当宣布法义而“尽济世报国之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策，净土宗和净土具宗也都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一九三二年十月，日莲宗派代表至满洲，向执政溥仪递交管长的《建议书》和礼品。《建议书》美化伪满政权为“世界和平的基因”、“亚细亚民族之一大福祉”。
　　“上海事变”爆发后，曹洞宗也将满蒙布教提上日程，并于同年三月设立了满蒙协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殖民政策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三年二月，该宗管长在教谕中指出：“扶助满州建国之雄图，行治化之要道，诚乃我帝国之责务、东洋和平之关键。我宗夙以正传之佛法为体，遵两祖之训，应祈皇祖之长久，图国运之进展。”
　　此时，真宗大谷派也设置了“满州拓事讲习所”，派遣满洲开拓屯田僧。“满州拓事讲习所”的目的是“培养在满州国开拓、开教的有为人才”，地址在关东州旅顺民政署管内山头会沙包屯，占地三十六万坪。一九三三年三月，真宗从全国召集二十五名年龄平均在二十岁的青年僧侣至本山参诣集训，法主大谷光畅向他们训话说：“满州帝国的建设是其国民族自觉之结果，然而也是我帝国生命线之所系，所以理所当然不应当时常成为祸乱的发源地。”本山希望他们“竭诚报效国家和宗门，以期（在满洲）出现国丰民安、兵伐无用的理想之乡”。这批年轻人接受训练后随即由神户港出发，至中国大连。（注：据《真宗》（昭和43年6月号）中纲田义雄所着《中国开教》(2)记载，讲习所事务归开教监督部，训练则有哈尔滨的满州开拓指导员训练所代管。）
　　按照昭和九年版的《佛教年鉴》所反映的情况，佛教各宗趁“满洲国”立国之机均大肆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为最。一般来说，日本佛教最先的传教对象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居留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久占领东北并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制，曾大量地、不断地向东北地区移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六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人口比例为3.4%，在满铁附属地为33.2%。一九○八，“关东州”日本人口比例上升至7.0%，而附属地则达到60.7%。至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关东州”的比例又增至14.3%，附属地人口因为一部分已深入到内地从事殖民事业而下降至38.0%。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前夕，“关东州”的日本人已达到23万多人。（注：（日）副岛昭一撰《侵略中国东北与十五年战争的开始》，载藤原彰等编《十五年战争史》第一卷第49页，青木书店，1988年版。该资料表明，同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和朝鲜的比例分别是5.1%和2.7%，因此在东北的日本人分别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倍。）
　　这些移民到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原先都拥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来到中国后，这些人仍然有满足精神信仰的需要，所以他们是日本佛教各宗竞相传教的对象。对于天皇制政府来说，也需要利用佛教的力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当时在满洲海拉尔特务机关工作的桥本欣五郎（陆军中佐）提倡建立“宗教联合会”，以便使“各宗教团体为探究基于王道的文化并实行之”。（注：该会本部设于海拉尔，省长为其指导，特务机关长为辅佐。）宗教联合会成立后，兴安北省省长任名誉总裁，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任副总裁，干事由每宗各一名代表、兴安北省和特务机关各一名代表组成。主事由特务机关选出的干事兼任。由此可见，日本佛教在满洲北部地区的传教活动完全控制在特务机关手中。
　　1934年（昭和九年）年底，伪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对日本佛教的“全满洲寺院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如下（注：下表资料来源为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5页。）： 

宗派　　　　　　　　　　　　　　寺院数　　　　　　　　布教使数
天台宗　　　　　　　　　　　　　　—　　　　　　　　　　　6
古义真言宗　　　　　　　　　　　　25　　　　　　　　　　　20
真言东寺　　　　　　　　　　　　　1　　　　　　　　　　　　1
新义真言宗智山派　　　　　　　　　3　　　　　　　　　　　　3
新义真言宗丰山派　　　　　　　　　5　　　　　　　　　　　　9
净土宗　　　　　　　　　　　　　　22　　　　　　　　　　　31
曹洞宗　　　　　　　　　　　　　　29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