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表未能反映日莲宗的情况。实际上，日莲宗在满洲的传教也是异常积极的。1935年（昭和十年）9月，该宗管长神保日慈亲自到伪满洲国布教，和陆军中将四王天延孝合流，“谒见”伪满皇帝，激励开教使。他对傅仪说：“满洲国应当同日本国携起手来，必须成为象万世一系的日本国那样的万世不易的国家。必须认识到《法华经》常住不灭的大精神为国民自体，从而达成五族融和之实。”（注：《战时下佛教》第75页。）神保日慈宣扬的基本上就是日莲教团主张的“伴随着王道主义新国家的发展而发挥立正主义”的那一套理论。

　　　　二、殖民当局对当地佛教的利用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夕，由伪满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满洲人佛教徒在内的“满洲国佛教总会”，借此加强对佛教界的统制。该会推举极乐寺的如光为会长，而实际权力则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从此以后，伪满洲国的佛教事务一般均通过佛教总会实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养起来的忠实走狗，1934年伪满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总裁为大谷尊由）（注：此次大会宣称：“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迈进，我日本正立足于太平洋时代的世界轴心，应当为完成向世界大规模地宣扬正义人道之使命而向前迈进。”），并担任代表团团长。这次会议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如光被推选为副会长，自此身价倍增。为了迎合日本人，如光诬蔑苏联共产党不讲人道，共产共妻，镇压宗教徒，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他说佛教的“末法”在世界上已经露头了，比如在苏联，宗教已经被摧毁，所有教堂寺庙一概不留，神职人员和宗教信徒都一律杀光，此外还打破家庭制度，不要人伦等。他宣称，现在是五浊恶世，濒临危亡，如果不是日本皇军保护，北边红军过来，同样的劫难就要重演。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欺诈，如光则视而不见，不遗余力地向信徒们宣讲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唇亡齿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认为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由于他借宣扬佛法之机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功劳卓著，所以伪满民生部特授予他“长老”头衔，日本天台宗也赠给他“权僧正”这样的最高称号。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释善果和自称“佛主”的刘沿航，这些人甚至打着佛教的幌子，充当起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间谍。

　　　　三、日本佛教诸宗新一轮中国大陆传教

　　从1940年开始，日本佛教界又掀起新一轮大陆传教的热潮。净土宗宗务所参事里见达雄在当年发刊的《前进佛教》上撰写“关于大陆工作的再出发”一文，号召佛教各宗到中国传教，进一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他说：“如同（支那）事变从战斗转变为建设，我佛教界的大陆进出也应当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各宗派以前进出的情况来看，今后必须携手投入真正的大陆工作，以期不遗余力地进行天业的翼赞，发扬日本佛教的本义。……大陆工作不用说是大事业。成就此大事业，各个宗派的体面和利害不是问题。各宗派当然应当有这样的觉悟。然而，进入大陆只以宗派工作的面目出现，因此而招来了不少批判，与本旨不符。必须迅速从以往的以宗派为单位转变为以全佛教为单位，整个佛教界集中全部力量而发挥之。”（注：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很明显，里见达雄的意思是说，为了更好地配合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须加强政治对宗教的统制。
　　1941年6月，神、佛、基三教在文部省和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在小石川传通院召开“宗教报国全国大会”。该会的宣言称：“应付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并图谋支那事变的完结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为建设世界新秩序发挥指导作用，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责任。”为此——
　　一、基于肇国之精神而图国民信仰之昂扬，以期为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而作出贡献。
　　二、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
　　三、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注：前揭《战时下的佛教》第79页。）
　　同年12月，文部省针对日本政府进行太平洋战争和扩大对亚洲侵略的新形势，召开了“宗教团体战时事务局长协商会议”，神道教13派、佛教27派、以及基督教教团、日本天主公教教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讨论：1、关于宗教团体战时体制的强化问题，2、关于东亚宗教工作问题，3、关于宗教团体的自律问题。所谓东亚的宗教工作主要是针对“南方共荣诸国”展开宗教工作，同时进一步充实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的宗教事业，为此特别强调培养派往大陆和南方教职人员。
　　1942年4月，神、佛、基、回各宗教团体在丸之内的大东亚会馆集会，庆祝“兴亚宗教同盟”成立。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军务课长、海军省军务局的末泽中佐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元首相）为总裁，大谷光瑞为副总裁，永井柳太郎为理事长。会议还制定了《纲领》和《宣言》。《宣言》说：
　　如今皇国基于开显皇道世界之神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进而图谋万邦的协和与世界人类的康宁。然而，当此之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侵略与戴着宗教假面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侵略，扰乱到东亚宗教思想，并展开了强烈的思想战。在此危急之际，日本宗教毅然崛起，神、佛、基、回各教一体协力，遵照肇国之大义，宣化于六合亿兆，使归于皇道之本义，以期翼赞旷古之圣业。（注：《战时下的佛教》第81页。）
　　《纲领》规定：
　　一、据皇国宗教之本义，向中外宣扬惟神之大道，从而达成世界宣化之先。
　　二、于崇高的宗教信念，展开炽烈的运动，从而确立大东亚建设的精神基础。
　　三、除反皇道思想，创建皇道宗教文化，从而期待着圣纪的创造。（注：《战时下的佛教》第81页。）
　　这次大会的精神实质被1943年7月在大东亚会馆召开的大东亚佛教青年大会一脉相承下来，也可以说就是同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的佛教版。（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