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操纵的，是侵略以中国为首的整个亚洲国家的佛教动员会。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在帝国饭店举办的欢迎晚餐上发言说：
　　我国从前自极古以来便通过文化同大东亚诸国结成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发祥于印度的佛教传向支那等东亚诸地域，为各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今天不用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成就兴亚的大业、并达成民族共荣之实，首先必须图谋诸民族魂与魂之间的融合提携，这是至关重要的。（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第83页。）
　　大会发表的《大东亚建设佛教宣言》称：“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颁下大东亚宣战之大诏正好一年又半，战果赫赫，政道调适，山川慑伏，草木风靡，从而迎来东亚天地间辉煌的黎明。”为此，东亚诸国应在“佛祖照鉴之下，……为恢弘天业作出贡献”。（注：“大东亚会议”是以东条英机、汪精卫、张景惠等人为首召开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一、大东亚各国协同一致确保大东亚的安定，并基于道义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举互助敦睦之实而确保大东亚的亲和。”第83页。）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长名义给佛教各宗下发了一份《通达》，要求各宗派顺应国策，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此后，在满洲布教的日本僧侣达503名，此外在“北支”、“中支”、“南支”的日本僧人达429人。

　　　　四、日莲宗的满洲传教

　　在日本佛教诸宗中，日莲宗感到自豪的是该宗有着最早的中国大陆布教史。特别是贞松山的莲永寺，因日莲门下“六老僧”之一日持（注：日持生于建长二年(1250)，骏河国庵原郡松野人，为松野六郎左卫门之子。曾登比睿山出家，文永七年(1270)21岁时至镰仓投日莲门下。日莲入寂后与同门诸老僧共守祖庙。弘安六年(1283)于骏河创莲永寺。他时常打算至异域传教，于永仁三年(1295)正月将后事托付给弟子日教，只身来到东北，取道奥州而至北海道，然后又至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各地传教，因此被看作是日本向海外传教的先驱。）的海外布教，更加觉得在中国传教问题上责无旁贷。日俄战争之后，莲永寺第35世小泉日慈继日持之遗绪，于1907年至满洲大连开设“日莲宗清国大连布教所”（后改称大莲寺）。至二战结束，该宗在满洲共有29个开教所和布教所，教线扩张至大连、旅顺、安东、鞍山、奉天、郑家屯、长春（新京）、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四平街、延吉、平安镇、北安镇、牡丹江、营口、本溪等地。满洲之外，该宗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也有布教所。
　　大连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日本最近，九州移民来的人很多。该市90万人口中30万是日本人，所以日莲宗大莲寺的传教对象最初当然是日本人。大致到松村日量接管该寺后，开始向中国人传教。为此，该寺设立了满蒙布教师养成所私立修养寮，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满州立正学校的旃檀林。除大莲寺以外，小泉日慈还在旅顺创建白玉山日清寺，该宗的平间寿于沈阳市（时称“奉天”）十间房建莲华寺。（注：据松村寿显所著《日莲宗满州开教状况》（本文载《战时下的佛教》一书）记载，当时大连市内真宗西本愿寺派有布教师60名，东本愿寺派20至30名，曹洞宗20名，日莲宗15名，真言宗和净土宗也是15名，临济宗妙心寺派10名。此外新兴宗教中的天理教、金光教等也有人在此传教。）
　　1938年日莲宗宗务院发布的《开教规则》在规定向北美、朝鲜、满洲、台湾、桦太等地区传教外，还特地提到向“北支”（中国北部）和“南支”（中国南部）传教。在此前后，该宗重要人物还多次专门来华巡教。如1927年的教学部长平间寿本（奉管长酒井日慎之命）、1932年小野日熹（风间日法管长的代理）、1936年的村云尼公、1938年和1939年的马田行启教学部长（望月日谦管长的代理）等，此外还有神保日慈、宇都宫日纲、铃木惠隆等。象其它各宗派一样，日莲宗也同关东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慰问驻屯军，举行战殁者慰灵祭等。布教使中的皇军慰问使和军队布教师都是通过宗命派遣的，他们享受着将校的待遇，可见地位很高。这些人还时常做演讲，鼓励军队的士气。

　　　　五、真言宗密教重兴会的活跃

　　1943年10月，真宗大谷派法主光畅和里方智子至满洲“巡锡”，作为此行之纪念，该派满洲开教监督部着手制定“着实的开教方策”。据曾在满洲从事传教工作的真宗大谷派教职人员冈田义雄所言，该宗时常在其别院（昭和十七年完成，占地200坪）举办特别演讲会，邀请陆海军武官来此讲演。此外还召开神、佛、基三教精神振兴联合演讲会，并以佛教总会新京本部名义举行战殁者追悼法会。冈田义雄还记录了当时佛教各派在满洲的寺院总数，其中大谷派80座，本愿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莲宗34座，净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临济宗9座，天台宗2座，兴正派1座，华严宗1座，时宗1座。1944年，在满洲的佛教各派响应捐献军用飞机运动，积资捐献了一架名叫“协和佛教号”飞机。

　　　　六、石原莞尔与侵略战争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石原莞尔生于山形县鹤冈町，父亲是警察官启介。幼年时曾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据所著《战争史大观的由来记》称：他是在“大正九年(1920)赴汉口之前成为国柱会的信徒”，（注：如前文所述，国柱会是田中智学创立的信仰日莲教义的在家信徒的信仰团体。田中从明治十四年起开始他的宗教运动，同四十四年以其倡导的“日本国体论”而为世人注目，并且创造了“日莲主义”一词高唱起宗门改革。）信仰起田中智学宣扬的“日莲主义”和“国家主义”。
　　1923年（大正十二年）7月，石原莞尔为研究军事学而至德国升造，两年后归国，任陆军大学教官。在德学习期间，他对拿破仑等人的军事战略很感兴趣，再加上他对日莲教义的感悟，遂逐步形成了他的“世界最终战争观”。石原的战争观是以其历史观为基础的。《最终战争论》称他“在人类史上最先发现了战争进化的法则。基于这一法则而得出战争会迎来发达之极限的结论。……战争发展至极限时，是为人类最后的战争。这是世界统一、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至于“最终战争”何时到来，石原认为，中世纪的战争经过了一千年，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大体经历了300-400年，而法国革命到第一次欧洲大战大约为125年。照此看来，“最终战争”大体上会在今后的50年内发生。实际上，从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爆发到石原出版其《战争史大观》和《最终战争论》已经过了20多年，所以也可以说“最终战争”只在昭和十五年后的30年内进行。石原说，达到人类战争发达之极限的下一场战争是通过“决战战争”而达到“无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世界将通过下一场“决战战争”而达到统一。石原的“最终战争论”还提出其宗教依据。《最终战争论》专门设有“佛教的预言”一节，采用《大集经》的五个时期说，并加上日莲的理解，将释迦牟尼去世后的二千五百年划分为五个时期，各五百年。其中第五个五百年为“斗诤坚固”时代。“末法”一万年即从这时开始的。经典说此时“白法隐没”，普通佛教已失去了指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