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从经典的预言中得出，在“白法隐没”的“末法时期”，正是“大圣灵”（本佛）的全权大使上行菩萨——日莲来到世间弘扬大圣灵“秘法”的时候。作为日莲的弟子，他把自己努力实践的“最终战争”自觉地升华为宗教行为。他的《战争史观》就是以日莲的《撰时抄》为理论依据，由最终战争、战争绝灭、永久和平的实现等部分构成的。日莲在《撰时抄》中称他的那个时代是“前代未闻的大斗诤之时”，石原理解这分明是说已经进入到“斗争之极限”时期，而接下来的“广宣流布”则是“永久和平”时代的到来。“斗争时代”和“永久和平时代”的连接点即是“最终战争”。
　　很显然，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正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寻找合适的“理论”依据，将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战争，使这场不义的战争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石原莞尔由德国留学归国，重新至陆军大学执教。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日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十月二十日抵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工作。据说石原在此前的昭和二年晚秋曾到伊势神宫参拜，当时“他的眼前出现地球的形象，并看到一束金色的光由日本射向满洲”。（注：昭和十八年一月伊地知则彦访问石原时，石原还谈起过这一神迹。）这一神话的制造似乎要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联想，即由日莲预言的“最终战争”将会由一位代表宇宙根本灵体（大圣灵）的力量的“贤王”发动起来，由此人类的信仰将会走向统一，整个世界将实现永久的和平。而这场“最终战争”的战场就是满洲。
　　在获得伊势神宫“神启”的同时，石原在日莲的著作《谏晓八幡抄》中找到了另一种理论上的依据。日莲说，古代佛教由西向东传播，就象月亮由西向东运行一样，而“太阳则由东向西，这是日本佛教还于月氏的瑞相”。在此，石原真正寻找到他的政治追求和宗教追求的契合点，充分地将他所阐发的日莲的教义运用到侵略亚洲的战争当中去。也就是上述力量的驱使，石原到任后便着手参与策划柳条沟事件和谋杀张作霖的事件。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本着“大圣灵”的旨意，是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王道乐土”。
　　满洲建国和石原莞尔也有密切的关系。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十六日，张景惠、藏式毅、熙洽、马占山四巨头至关东军司令部参加“建国会议”，当时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板垣、石原等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后的司令官室的墙壁上赫然悬挂着“南无妙法莲华经”数字，可见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追随他们的汉奸们确实是在打着佛教的幌子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在对于满洲的政策上，石原的认识曾发生过重大的转变，即由“满蒙领有论”转变为“独立建国论”。他自我标榜这种认识的转变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能力”问题，即有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而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选择扶植傀儡政权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隐秘，更具有欺骗性。（注：昭和十一年（1936年）石原大佐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翌年又晋升为少将，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不久，他以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和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