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后直至30年代中期，佛教界有识之士开展了佛教革新运动。但由于没能解决教徒本身真假难分、良莠不齐、素质过低等问题，导致革新运动的成效很不理想。当时革新运动的领袖之一太虚在总结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就指出：“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有此俗之僧夺与僧之俗变之二端，余十年来有计画有组织有纪律之佛法救世运动，乃为之根本摧破。”[①a]实际上，当时佛界有识之士曾花了大力气进行真假佛徒的辨析工作，以便存真去假，避免因人损事，使新制度、新措施真正发挥效用，但没有成功。未能成功的原因很多，而理论、指导思想上的分歧等因素尤其重要。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些初步的探讨，请学界同仁多多指教。

　　 　　一　民国佛教革新运动与真假佛徒之辨的缘起

　　 民国佛教界辨析真假佛徒之举，是由当时的佛教革新运动引发的。
　　 民国佛教界的革新运动，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欧阳渐倡导的以原始印度佛学、唐代唯识学，来革新唐末以来中国传统旧佛学的“复古革新”运动；一是太虚领导的吸收现代新文化、新体制，革新旧佛制、旧佛事、旧佛徒的“纳新革新”运动。
　　 欧阳渐提倡学习和研究印度佛典，特别是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这四类，认为这样才能“先得佛之知见，念念皆一切智智”。他通过研究，指出从印度瑜珈行派发展而来的唐代法相唯识学，实际上分为法相、唯识两学：“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②a]对于中国传统佛学精华所在的禅、天台、贤首（华严）宗，欧阳渐则提出了批评。指出中国的禅宗已非印度的法理严密的禅学，中国禅宗动辄主张废弃文字，置经论于不顾，只为口头禅，导致了佛法真义逐渐隐没不彰。他对天台、贤首两宗，则进行了根本否定。其否定方式，先断析两宗的理论依据《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是“伪说”，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否定两宗。他说：“贤首、天台欲成法界一乘之动，而义根《起信》，反窃据于外魔。盖体性智用樊乱淆然，乌乎正法？”[③a]并认为唐代唯识学已将这两宗斥破，“一切霾阴荡涤殆尽”，今天的人们更不应该相信两宗的伪说。
　　 欧阳渐的大弟子吕澂撰文指出，天台、贤首两宗主要的伪说是“性觉说”，而实际上，佛教真正的本义是“性寂说”。他还认为，中国传统佛学禅、天台、华严、净土、密宗都是建立在这种这种错误的“性觉说”基础上的，因而都没有多大价值。中国佛法自玄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然禅密台净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
　　 欧阳渐等人论证了什么是真佛学，什么是伪佛学，指出信仰前者的佛徒才是真佛徒，反之则是伪佛徒。他说：“中国内地，僧尼约略总在百万之数。其能知大法，辨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但有无穷之害，而无一毫之利者。”[①b]认为如果对这百万僧尼进行精细严格的审查，真正合格的佛徒“至多不过数百人”。对于假佛徒，他建议把他们清理出去，让其还俗，去当农民，去工厂做工，去经商，或者去读书。
　　 太虚等人的佛教革新，主要体现在佛制、佛事、佛徒方面，核心是整理僧伽制度。整理僧伽制度，就是要改革旧的佛教丛林制度，具体办法是建立新式佛法僧团，做为全国各地佛教丛林的模范，以及全国僧徒的“纲纪”，使后者学习遵行，从而改善整个丛林，并提高全体僧徒的素质。把中国所有的佛寺归入大乘的八宗，再把八宗的最高管理机构“持教院”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国佛教最高管理机构“佛法僧团”。还要把居士团体吸收进来，使佛教成为现代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宗教。
　　 “整理僧伽制度”的理论，是太虚在1915年提出来的，以后他本人及其领导下的革新人士一直围绕这一理论从事佛教革新运动。以至于后来他的“大将”印顺和芝峰干脆说：“现在中国佛教的情状呢？不是当先‘律’、‘禅’、‘教’、‘净’那样的争见了，据说是在‘新’、‘旧’之争。其实曾有什么在学理上运用方法的‘新’、‘旧’之争呢？没有。干脆的说句吧：新的只是主张‘整顿僧伽制度’，旧的呢要‘一切守旧’。”[②b]
　　 很显然，在太虚等“纳新革新”派看来，佛教改革，重在制度的除旧布新，而其关键，又在于对旧佛徒的改造或清除，以及新佛徒及其组织的培养和建立。他们主张对守旧但还堪造就的旧佛徒进行教理、教制和新学方面的教育，使其变新，而对于混饭吃、已不堪造就的旧佛徒则可“宽许还俗以除伪”。太虚明确地讲：“已出家的人，不能守僧人的规则。尽可听其还俗，以弥此滥杂之弊。”[③b]这说明，在太虚等人的心目中，赞同僧伽制度改革、受过新教育的新佛徒是真佛徒。旧佛徒有一部分是真佛徒，只是缺少些现代思想，可以对其进行新式教育，使其成为现代真佛徒。而另一部分旧佛徒则完全是不堪造就的假佛徒，只有把他们赶出佛徒队伍了事。
　　 综上所述，民国佛教界辨析真假佛徒之举，确实源于当时的佛教革新运动。而欧阳渐、太虚等革新派人士把辨析真假佛徒、存真去假做为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内容，也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看，佛教界“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④b]，以至“讲教者唯知有法华楞严而已，修持者唯知弥陀一句，话头一个而已。解陋行浅，于斯为极”[⑤b]。而大量实际上不合格的伪佛徒的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佛教的声誉，而且极大地影响了革新事业的发展，使其在佛界内外都难以获得支持。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也确实如此。舆论称：“他们只是赘瘤似的钉在已经铺了一段铁道，或是已经垛起一道围墙的人们身上，教他们再去劳力，劳作了来养他们。他们安分的，吃了睡，睡了吃，像猪似的等待着死的来到。不安分的，还要闹出一些不安分的行为。这个最大的赘瘤便是和尚、尼姑。”“现在的和尚道士……只是一些公开的骗子、体面的乞丐、变相的吸血虫，和阻止时代车轮前进的妨碍者。”[⑥b]。假佛徒为维护自身利益，极力反对、破坏佛教改革在当时也为人所共知。他们对佛教革新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太虚已有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