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文化也不例外。上海佛教的对外交流始于20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次数愈加频繁，交往的人数逐步扩大。一些去日本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回国后大多在上海弘法。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回国后常寓居上海译著佛学著作。一些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僧人，也大多是从上海出发的，他们学成回国后，有的就在上海弘法。此外，国外僧人、佛教学者的来访，也给上海佛教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总之，上海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的互访、交流，共同研讨，提高了佛学研究的水平，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佛教界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界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对佛教进行自我调整，同样是中日两国佛教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佛教文化交流除了僧人之间的交流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近代以来，上海佛教界人士赴日，多以留学、游学、参访的形式，显然与近代中国兴起的赴日留学高潮有关。1906年，月霞赴日本参访、考察，在东京为留日学人开讲《维摩诘经》、《圆觉经》、《楞伽经》。同年曼殊赴日，与章太炎同住一屋，在议论政事之余，也经常探讨佛学。此后他经常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1917年，太虚赴日参访，对日本国内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实地考察，认为日本之所行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拟订的各种计划“不谋而合”，更坚定了他革新僧制的志向。
　　 日本的东密、台密两大密宗支派，都是通过东渡留学的僧人、居士重新传回中国的。1922年前后，大勇先后两次赴日，在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得大阿阇黎位。回国后，应江味农之请，在上海开坛传法。
　　 1922年冬，持松阅读《法车仑宝忏》，感到瑜伽秘密部类幽奥难解，知此唐代密法在中国虽已失传，现犹盛行于日本，于是发愿挽回千载绝学。他与大勇法师东渡日本，入纪伊高野真言宗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为师，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投花得不动明王为本尊，得五十一世传法阿阇黎位。1923年，持松学成回国，先在上海成都路创办真言宗根本道场，后至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盛极一时。1925年秋，日本佛教界发起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任教义研究部理事。会议结束后，往新 县，从权田雷斧受新义真言宗各派灌顶。次年4月，至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又赴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派传授及真言口诀，兼习梵文文法。持松回国之前，金山穆韶阿阇黎付与珍藏多年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以志纪念。1927年春，持松回国，居留上海，在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传法。1936年春，持松第三次赴日本，深慨昔日旧雨多已物化，乃采办坛场法器，于同年4月回国。从此他常住上海圣仙寺，除讲经传法外，还从事著述。
　　 显荫于1923年赴日本高野山学习密宗，同时考察日本佛教，推动中日佛教文化的沟通。为了使留日华侨对祖国佛教文化有更深的认识，显荫还草拟了《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目的是联络海外华侨，传播中华文化，以巩固华侨对祖国文化的信仰。1925年1月，显荫离日回国，中国驻日总领事亲致颂词，华侨们赠诗赠文，到船欢送者甚多，极一时之盛。显荫回国后，又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了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教著作。
　　 1928年，顾净缘东渡学密，次年在日本三宝院醍醐流受两部传法灌顶，得大阿阇黎位。1930年回国，在上海建立“瑜珈学会”、“畏因同学会”，创办《威音》佛刊，常用“谢畏因”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章。他虽得东密台密二系之传，但不独尊密宗，而以弘传“人道佛教”为本。
　　 1935年，谈玄赴日本学习密宗，回国时带回在中国早已失传的佛教典籍和密宗法物，陈列于上海佛学书局内公开展览。
　　 东渡日本的上海佛教界居士学者有王一亭、江味农、范古农、狄楚青、简照南、简玉阶、谢无量、夏丐尊、蒋维乔、丁福保等人。他们有的是去学习佛教，有的是去进行文化交流，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去学习文艺，有的是去考察医学、教育，但都与日本佛教界有过接触。
　　 日本佛教界僧人、居士学者也采取讲经弘法、实地考察等方式，与上海佛教界进行交流，并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高潮。1922年5月，日本人大谷光瑞在上海组织狮子吼会，于每星期日上午10时，在正金银行楼上详细讲述《阿弥陀经》。1923年2月，日本密宗僧人演华法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择期结坛。他自幼在中国剃染，深通中国语言文字。
　　 日本佛教各宗派也加强了与上海佛教界的交流。1925年4月，日本京都紫野大德寺管长田中要宗、建仁寺管长行田默雷等名僧，因赞助在上海设立的日华僧院，先后来沪，与玉佛寺可成和尚等研讨佛学。又因日本黄檗宗的经文与中国经文同一读法，由王一亭、关絅之赞助，在龙华寺举办了一次中日联合的大供奉会。1925年10月，日本京都比睿山延历寺领袖今出川图倍代表日本天台宗来沪考察。1926年4月，日本僧人觉华来沪宣传密教，并准备在中国各地建立密教研究会。
　　 大规模国际佛教会议的召开，是民国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形成高潮的标志。1923年，太虚发出以佛教救济世界人类的呼吁。同年夏季，在庐山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议，日本方面有大谷大学教授稻叶圆成出席。1924年7月，又在庐山召开了第二次大会，日本方面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法隆寺贯主佐伯定胤、大德寺派管长代理胜平大喜以及水野梅晓、小林正盛、向出哲堂（来自上海东亚僧团）等人，分别作为正式代表和私人代表参加了会议。
　　 木村泰贤与佐伯定胤于7月4日抵沪，下午四时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有200多位中日佛教徒前来听讲。木村泰贤演讲的题目为“大乘特质”，对大乘佛法的精义深加阐发。佐伯定胤演讲的题目为“日本所得中国古文化影响”，对于佛教自中国传至高丽，由高丽传至日本，其中经过情形缕述无遗，还对日本佛教徒观念的变迁，以及佛法精义，详加解释。
　　 1925年11月1日，东亚佛教大会在东京召开，中方派出以太虚为团长的27人代表团，来自上海的代表有持松、王一享、李荣祥、王季眉等。双方就“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球传播佛教，使佛陀的慈光普照整个人类”达成共识，并具体商讨了交换学人、开展教育、编纂佛书等一系列问题。
　　 太虚在日本各地的欢迎会上作了30多场演讲，大声疾呼：“谋中日亲善即所以发扬佛教真义、救世界混乱。”他强调两国佛教徒不论在学术思想或道义上，都应追踪两国先民及高僧所建立的传统道路，谋求两国的永久和平。他这种观点深受日本朝野上下的推重。
　　 1926年10月，从日本佛教各宗派中选出若干代表，组成一个考察团，到中国各地作一次佛迹巡礼，兼向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的中国代表表示答谢。代表团受到了上海佛教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参观了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法藏寺、留云寺、世界佛教居士林、中华佛化教育社，所至之处，都举行了欢迎会或茶话会。
　　 中日佛教界的频繁交流，拓展了上海佛教界人士的视野，提高了上海地区佛学研究的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佛教界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努力，并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中断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在平等、和睦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