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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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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欧美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向佛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激发了佛教徒自强图新的精神。为了适应东西文化互相融汇的大趋势,佛教徒们决心向欧美各国传播佛法。
   致力于与欧美各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居士学者主要有黄茂林、吕碧城。黄茂林精通英语,先在香港与英国人一起研究小乘佛学,20年代应邀至上海,狄楚青请他将《六祖坛经》译成英文,由有正书局出版。购阅的外国人甚多,伦敦佛教会也购买了100多本,并将其内容摘要刊登在英国的《佛教杂志》上,该书在英国流传甚广。黄茂林加入上海佛教净业社后,又先后将《阿弥陀经》、《十善道业经》译成英文,使其流传海外。黄茂林创办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外文佛教刊物——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向海外宣传佛法。1929年,黄茂林译出《英国佛学社近况》;1930年,又译出《英国佛教会略史》、《德国之佛教居士林》、《英国比丘马显德传》,向国人介绍欧洲佛教的发展。
   1918年,吕碧城赴美国留学,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信稿。一年之后,转赴欧洲,漫游英、法、意、瑞等国。写有游记,刊登在周瘦鹃在上海主编的《半月杂志》上。
   此时的吕碧城对佛教钻研很深,她见欧美人士崇尚物质文明,食必甘肥,不识因果轮回,于是以东方儒家与佛教的精神,提倡仁爱、戒杀、素食。她曾应国际动物保护会的邀请,至维也纳等地宣讲戒杀主义。欧美人士虽然提倡保护动物,但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而不及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以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各地宣讲除使动物不受虐待外,还应更进一步戒杀,以保护动物的生命。
   吕碧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各国动物保护团体及人士的尊敬,各地蔬食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并刊登她的照片。《美国蔬食杂志》专门登载文章介绍吕碧城,对她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一个著名的中国诗人,一个知识广博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典型的素食者。”
   吕碧城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由于吕碧城在欧美的时间较长,所至之处亦多,故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并且还有许多珍贵的插图。
   太虚一直有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佛法净化世界的宏愿。自1925年起,太虚就准备赴欧美各国演讲佛学,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终于在1928年得以成行。当年8月10日,上海各界名流及佛教界人士在沧州别墅举行欢送宴会。到会者有黄炎培、胡适、王云五、刘海粟、周瘦鹃、聂云台、蒋维乔、李经纬、狄楚青、常惺、持松及中外各报记者等70余人。蔡元培、张君劢、胡适、王正廷等人为太虚写介绍信给他们的欧美朋友,以便太虚届时能与这些外国友人进行会晤。8月11日,太虚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乘外轮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行月余,于9月14日抵达法国马塞,次日早晨到达巴黎,从此正式开始了这次对法、英、比、德、美的访问。在法国,太虚访问文化团体,会晤各界名流,与法国学者商定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在法、中、英、德、美等国设通讯处,以期联合有识之士,共同推进世界佛化运动。
   9月21日,太虚在巴黎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大礼堂,向各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作了首场演讲。他从佛学的认识论讲到修持实践,从佛学净化人的心灵讲到现实人生的态度,又从佛学的广为传播讲到全球开展佛教运动。太虚共讲了三十多小时,赢得了阵阵掌声,会场情绪十分热烈。最后他郑重指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掀起佛教运动的根本目的。”散会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要求签名留念并提问。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大师的首场讲演就轰动了巴黎大学,这是不多见的。”此后太虚在巴黎作了多次讲演,其内容为:《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佛法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有情与流转之进化》、《佛学一脔》、《佛法与美》、《中国禅宗》等,这些演讲词由巴黎佛学会编为《讲演集》(英文)出版。
   10月23日,太虚至伦敦,通过蔡元培的介绍,得与大哲学家罗素亲切会晤,畅谈佛学与哲学问题。太虚还在东方文字学校演讲《佛法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在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演讲《小乘与大乘之关系》,在伦敦佛教会演讲《佛学联合研究之必要》。11月6日,太虚至比利时访问。
   11月16日,太虚抵达德国访问,除了广泛会晤名流、学者并进行访问、讲演外,还时常与中国留学生晤谈。
   1929年2月22日,太虚抵达美国,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由江亢虎夫人陪同参观国会图书馆,并在该馆会堂讲演。演讲结束之后,回答了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问题。又由江亢虎、王文山陪同,参观了胡佛总统的就职典礼。太虚还应邀至摩诃菩提会纽约分会、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东渐禅窟、灵智学会演讲。
   1929年4月29日清晨,太虚抵达上海,受到了王一亭、墨禅等人的欢迎。他这次欧美之行,历时7个多月,促进了佛教在欧美各国的流传。太虚是民国时期第一位赴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
   太虚回到上海后,感到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未能圆满进行,深以为憾,认为如果能先在上海联合各国佛教徒,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谋亲善之工作,为开始适当之会合,作推诚无猜之意见交换,尤为时代所殷望。为了推进世界佛教化运动,1937年3月1日,太虚、王一亭、胡厚甫、邵如馨与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在沪的佛教徒克乃生夫妇、克伦比乔赛夫、清水董三、久烟文雄、小笠原彰真、成田芳髓等,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内聚会,经过讨论,决定在上海筹备佛教徒国际和平会,公推胡厚甫、邵如馨负责筹备。筹备处设在白尔路(今自忠路)集仁医院内。此事后因抗战爆发而搁浅。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时常要接待欧美各国佛教界人士的来访和交流。1924年10月,上海佛教界人士在功德林欢迎美国葛丽女士,并请她讲演佛学,然后摄影留念,照片还刊登在《申报》上。1932年10月,英国人包尔登来沪考察佛教。1933年9月,法、德、意、比四国共13名佛教徒来沪求戒。同年11月,美国高智安居士为在美国建立佛教居士林而专程来沪,寓居世界佛教居士林专研佛学及佛教仪轨。1935年7月,拉脱维亚国僧人帝释鸣与弟子庆喜来沪,寄寓上海佛教净业社研究佛学。1936年4月,他们又来上海参观、访问,受到赵朴初、常惺、慈航的欢迎,双方就佛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1947年10月,意大利比丘洛伽那多由港访沪,住玉佛寺,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讲经说法。上海市佛教会在静安寺宴请洛伽那多,并请他在静安专佛教学院讲演。
   与上海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德裔匈牙利人照空,他原名伊格纳兹•特列皮奇•林肯,1923年来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内巧遇太虚,从此开始研究佛教。1931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比丘戒后,照空离开中国,至法国南部建立了一座佛教丛林。1933年11月,照空率领他的欧洲弟子来到上海,受到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教会、佛教净业社的代表和信众们的热烈欢迎。
   照空与他的弟子租赁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所房屋,闭门专修,后寓居西侨青年会内。上海各报刊都报道过照空及其弟子们的活动消息。照空热爱中国,满腔正义,写了很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发表在欧美报刊上,因而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1943年秋,照空遭到日本特务的暗害,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安葬在上海第一公墓。
   与欧美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不像与亚洲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那样频繁,那样卓有成效,这与当时国力不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较大有关。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民国时期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复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畅通的环境。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佛教文化对外频繁地交流,促进了上海佛教的复兴。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设在上海,佛门高僧、著名居士也大多云集上海,使得上海能够集中全国佛教界的精英来进行佛教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海佛教文化对外交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对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