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

　　 南传佛教，自隋唐以来就被中国佛教界判为“小教”，不受重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界对南传佛教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觉得南传佛教基本上保留了佛陀时代的教法，有必要加以学习研究。
　　 为了振兴佛教，自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佛教界人士开始与南传佛教国家进行文化交流。1931年2月，黄茂林受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派遣，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经典，以便回国从事译经及弘法事业。其留学费用，由叶玉甫、沈心师、关絅之、施省之、史量才、王一亭等负担。由于用功过度，黄茂林不幸于1933年病逝。
　　 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由于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佛教也有所振作，他们主动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文化交流。1935年，锡兰僧人纳罗达法师来上海弘法，住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每星期日上午9时半，纳罗达在觉园内的佛音广播电台用英语播讲佛学。讲完之后，又由佛教净业社中精通英语的居士译成汉语。每星期日下午，纳罗达又在佛教净业社讲堂演讲南传佛教，深受上海佛教徒的欢迎。上海佛教净业社还举办了一个巴利文研究班，请纳罗达任教师，以满足上海佛教徒学习巴利文的要求。巴利文研究班分速成班与普通班，速成班每日上课，普通班每星期日上课。由于学费全免，听课者甚多。
　　 纳罗达建议中国佛教会派遣青年僧人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学习僧伽律仪，研究南传佛教，得到了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的采纳，组织了一个锡兰学法团，成员有慧松，岫庐、惟幻、惟植、法周等5人。锡兰学法团成员的路费、邮资、书籍及其他费用由太虚、常惺、大悲、许世英、简玉阶、王一亭、叶恭绰、黄涵之等人筹措，学习期间的衣食住宿均由锡兰供给。1936年3月8日，锡法学法团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举行宣誓典礼。4月，锡兰学法团从上海出发，5月初抵达锡兰，受沙弥戒，随纳罗达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及增伽律仪。7月29日，于克莱尼亚受比丘戒。他们勤奋钻研南传佛教，行解双优，取得了好成绩，并经常向上海佛教界汇报学习情况和锡兰佛教的现状。
　　 与锡兰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四十年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3年秋，锡兰佛教徒克兰佩在上海创办中英文合刊《中国佛教季刊》，以联合世界佛教徒、提倡中国僧尼教育为宗旨。1946年8月，锡兰大菩提会僧素兰、般若狮吼、开明三位法师来沪研究汉传佛教并弘扬南传佛教。
　　 1935年12月，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上海市佛教会、上津市佛学会、菩提学会共同组织了一个赴暹罗（今泰国）留学团，得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僧人、居士的赞助。暹罗留学团的任务是学习比丘律仪生活及巴利文佛典，联络中暹两国佛教徒情谊，由悲观、等慈、性教、觉圆4人组成，悲观为团长。1935年12月3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于1936年1月12日抵达曼谷。暹罗政府极为重视，特指定曼谷大寺越特 哈塔为修学场所。该团也受到刚成立不久的大乘佛教徒组织——中华佛学社的热心帮助。1936年，影印宋版藏经会赠送暹罗政府一部影印宋版《碛砂藏》，委托暹罗中华佛学社转交。暹罗政府决定存放在艺术厅图书馆，作为永久纪念。暹罗政府除来函致谢外，还回赠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一部巴利文三藏。
　　 1930年前后，太虚的弟子慈航法师赴缅甸仰光弘传大乘佛教，先后组织了仰光中国佛学会、仰光佛学青年会，创办佛经流通处，设立义务夜校和义务诊疗所。1936年1月16日，慈航启程回国，取道香港回到上海，带回缅甸文三藏两部，其中一部赠送给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收藏。与此同时，上海圆通寺住持华通应缅甸仰光观音寺住持石候长老及华侨之请去缅甸访问并游学南洋各国。
　　 圆瑛也为亚洲各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15年2月，圆瑛赴新加坡、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同年9月，圆瑛经暹罗、缅甸、印度，请得佛舍利、贝叶经、玉佛，然后返国。此后30余年间，圆瑛先后6次赴南洋讲经弘法。 1929年9月，圆瑛与仁山代表中国佛教会赴朝鲜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圆瑛登台发表演说，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
　　 1917年，太虚应邀访日，回国途中应马来西亚槟城光栋法师恳请，在槟城观音台开讲大乘经典。1923年，圆瑛至槟榔屿极乐寺宣讲《阿弥陀经》，教人专修净土法门。两次弘法活动对槟城佛教徒触动很大，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和对佛学的兴趣，促使当地僧俗成立了槟城佛学研究会。
　　 1926年9月，太虚赴新加坡弘法，听讲者达4000余人。华侨黄福美等人听讲后，皈依佛教，筹建了新加坡佛教会。1928年8月，太虚赴欧洲弘法，中途在新加坡停留，赴中华佛教会演说。圆瑛也多次在新加坡讲经弘法。两位大师的弘法推动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1937年11月中旬，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圆瑛前往南洋筹集经费。他先后到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请求当地的华侨们各自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并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所收捐款汇往上海，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佛教医院。
　　 1938年春，圆瑛接任槟榔屿极乐寺住持。同年10月，担任槟城佛学研究会会长。1939年秋，圆瑛回国，将寺务委托志琨代理。1948年1月，在该寺僧众的要求之下，圆瑛再次前往南洋各地讲经、传戒、弘法，于当年6月回到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积极的，既吸取了南传佛教的精华，又向佛教不甚发达的国家传播了佛法，使佛教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