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太虚大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发动中国佛教改进运动，进而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求中国佛教的振兴，重新恢复中国佛教的世界地位。尽管太虚大师生前所发动的佛教改进运动多次遭受挫折，但他所创立的人生佛教理论和启导佛教改进运动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朽的，因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佛教的奠基者而载入史册。
　　 太虚大师(1889-1947)是我国现代著名高僧，他适应中国佛教由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需要，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发动佛教改进运动，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并将中国现代佛教理论推向世界。当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国内提倡的人间佛教，皆与太虚大师的现代佛教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佛教“三种革命”主张的提出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省崇德县（今并入桐乡县）人，幼年父母相继病故，五岁起依外婆寄居于修道的庵堂里，十六岁出家于苏州木渎小九华寺，士达监院为其剃度，“从临济派下，取名唯心”。（《太虚自传》）后依师祖奘老于镇海玉皇殿，为立表字太虚。同年受戒于宁波天童寺寄禅法师。
　　 太虚大师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出家后寄禅法师以唐玄奘的资质赞许，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对佛教理论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又受开僧界新学风先导者温州僧人华山的影响，接受近代新的学术思想。后又与革命僧人栖云相识，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他又与栖云随寄禅师到南京参加江苏僧教育会成立大会，与已在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肆业的诗友惠敏、开悟相见，“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感情”。遂于次年入“祗洹精舍”学习半年。太虚大师归于杨仁老门下，对他日后的现代佛教思想以积极影响。1910年太虚大师应栖云的邀请，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在广州他与革命党人接触，深受影响。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殉难于黄花岗。他作《吊黄花岗》七古以悼念，因此涉革命嫌疑，遭官兵的缉捕而离开广州。
　　 辛亥革命胜利后，太虚大师于1912年初抵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推行佛教革命。在南京得以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协进会得到赞可，遂应仁山之邀，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因佛教界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但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自传》）1913年1月3日，寄禅师在北京法源寺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会，太虚大师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佛教“三种革命”主张。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三种革命”作了说明，他说：“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产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力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他把“三种革命”的提出作为他的佛教改进运动史的第一期(1908-1914)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太虚大师的佛教三种革命主张，开始是以组织革命推行的，但由于当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革命势力受到打击，组织革命难以推行，感到首先应从学理革命入手。（后来的论著如《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都把“学理”改为教理，放在三种革命的首位）。他在《告徒众书》中说：“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至民国三年，受康之《大同书》、谭之《仁学》、孙之《三民主义》、严之《天演论》、章之《五无论》、及《民报》、《新民丛报》等之影响：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及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作浪漫之佛教革命行动。已而鉴于政潮之逆流。且自审于佛陀之法化，未完成其体系，乃习禅普陀者三载。”

　　 　　二、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的创立

　　 太虚大师于1914年10月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深研佛理。在闭关的三年中，他对律藏和小乘的经论，大乘文殊、龙树一系的经论，弥勒、世亲一系的经论，以及台、贤、净、密、禅、诸部，都一一作了系统研究。过去他仅对禅宗、般若及天台教观有较深的领悟，对贤首、慈恩稍有涉猎。这时他对唯识、三论进行了精判研究，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撰写了《佛教导论》等佛学著作。对大小乘教义作了判定，指出小乘是“了生死为因，离贪爱为根本，灭尽为究竟。”大乘是“普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他把中国原有的十三宗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大乘论和唯识，涅槃并入法华，摄论并入唯识，地论并入华严，而为大乘八宗。认为八宗各有殊胜，究竟平等。为了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革命的理论，他还著了《整理僧伽制度论》的纲要。指出僧伽制度应该适时而改变。“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为代表，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便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老年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而提出“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他主张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及近代的思想学说，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他认为“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但求质量的提高。”他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另外又作《人乘正法论》，提出以“正信会”组织在家的信徒。他说：“正信会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他对在家信徒的要求是：“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这种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的地位。”这是他为当时的佛教改进运动所建立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