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闭关，太虚大师的佛教理论体系建立起来。1917年2月4日出关时不仅“理论之风格一变”，而且“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
　　 出关后，10月，代圆英法到台湾讲演佛法，顺便取道日本，考察了神户、大阪、京都等地的日本佛教。感到日本佛教很多方面与他的《僧伽制度论》相吻合，但不及他计划的佛法僧团组织的严密。
　　 1918年，太虚大师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等人，创办“觉社”，出版佛学专著，发行《觉社季刊》，进行文字宣传，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也就从此复活了”（《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觉社”成立影响全国，“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的佛教居士林系，亦乘时出现。”
　　 太虚大师提倡这种讲学之风，以推动他的正信佛教以实行“人乘正法”，同时他还致力于僧寺改革。1921年，他接管杭州一个有名古刹净慈寺，想以此作为他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净慈寺原为永明禅师的道场。他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设永明精舍，作为研究佛学，培养弘法人才的地方。他在净慈寺的改革，引起了僧伽内部腐败势力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内外勾结，排挤大师让出净慈寺，实际改革僧寺受阻。
　　 1920年1月10日，大师作《太虚宣言》，阐述他整理僧制之志愿。2月创办《海潮音》月刊，发表《海潮音月刊出现世间宣言》，指出《海潮音》的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后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之新生化》，认为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下，僧众可以从事资生事业。他引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说明要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工资，而用业余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由于他的提倡，因而有所谓“农禅”、“工禅”语的流行。他还发表了《职业与志业》，要佛教徒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这篇文章当时发生了很大作用，“当时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他还提倡“僧自治会”，主张“僧众应该独立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地方豪坤的压迫。”1924年作《志行自述》，把他的志行概括为“志在整兴僧（住持会）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1927年大革命高潮来临，又作《僧伽新论》。指出当今形势，“佛化重心渐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僧众亦不能不为生利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因此他将佛化僧众析为七：僧众为长老众、学行众、服务众、尼众；信众为皈戒众、研究众、女众。他指出，“依此七众，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资生事业者。此依今佛化众情状及适应现代社会，不得不然也。”他主张“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除充佛法僧园、持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刹、仁婴苑、慈儿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之外，其余悉就地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半作半修，为服务众之服务场。”他指出：“此僧制之设，要之令僧众于士、农、工、商各有一立身之地位，勿为世人之诟病，且又能以佛法修己化人而已。”1928年4月21日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指出他革新僧制最根本目的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1.革除：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改革：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这充分说明，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是改除封建的、迷信的、避世的佛教，而为服务社会、人群的现代佛教，也就是人生佛教。
　　 太虚大师以后多以人生佛教为题发表演讲。《年谱》记载，1928年5月，“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请，讲人生的佛教，以后人生佛教之甚多讲述。”人生佛教内容概括为“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文化之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亦容无的我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大乘佛法，虽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说明人生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圆渐法，为求人类生存发达为宗旨的现代佛教。
　　 为了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的发展，需要造就人才，大师非常重视佛学院的建设。1922年初，他得到李隐尘居士等的资助，创立了武昌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是为推进大师的佛教革命而培养人才的新型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学者出家在家兼收。第一期培养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教育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这是大师佛教革命理论进一步的实施。在武昌佛学院宗旨的影响下，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逐渐多起来。

　　 　　三、将中国现代佛学推向世界

　　 1928年，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进入第三期。他以出访欧美，开展世界佛教运动，作为这一期的开端。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动，应该是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大师开展的佛教改进运动，原来设想是“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没有纳入轨道，他感到“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他看到“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因此，他想“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美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他认为：“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未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因此，他从1925年就筹备游历欧美的计划。于1928年8月31日开始离沪西游，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9月16日发表《西来讲学之意趣》。“一、欧人所知之佛学之偏谬。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狭；用欧州历史眼光考证之谬误；译大乘经典一二麟爪之偏谬。二、欧人未知真正佛学：梵文大乘沦没不全，藏文亦偏蔽于混杂婆罗门行法之密教；真正佛学今仅存于华文及华人之实证者；欧人鲜能畅达中国文语，精研佛学及虚怀访向于佛学有实证之华人。三、欧人今有闻真正佛学以实行修证之根基；以哲学之批评及科学之发明，已渐摧神教及空想之迷执，而接近佛学所显示之宇宙人生实相；牺牲一切专心试验，求证真实，及向变化中前进，以期造成美善之果；习于有组织有纪律之社会生活，能轻身家以为国群民族之人世公益。四、对欧人信受佛学之期望：以坚忍勤劳之精神，于佛学得成实行实证之效果；以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洗除佛教流行各时代方士所附杂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以有组织有规律、轻身家重社会之品德，能阐杨佛学真理以普及世界人类，造成正觉和乐之人世。五、在欧讲学之态度：当仁不让，以攻破偏谬而显示真正；及时无间，以应付机遇而实现期望；开诚布公，以待求真正佛学之访问。”最后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人，则不足以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足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这篇讲话稿一、二条指出欧人佛学之不足，论证我国佛学在当今世界的领先地位；三、四条承认欧人近代以来哲学、科学及社会之进步，具有掌握佛学真相之条件；五条表现了他作为佛学大师的风度，最后则表达了大师的期望。27日讲学于巴黎哲人厅，题为“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10月14日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分佛学的发源、佛学在印度的流行、佛学在中国的流行、现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个中心、余之佛学新运动，全面阐发了他的佛学思想。在讲“佛学在中国的流行”时反映出：“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在讲“余之佛学新运动”时，举其特色为：“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世界的佛学”。充分表现大师的现代佛学特点。20日大师在巴黎与法国希尔勒肥等二十余人发起创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为院长，在巴黎设通迅处于东方博物院，中国通迅处设在南京毗庐寺。大师先五千法郎为筹备费，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界佛学院基址。大师提出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21日讲演于灵智学会，题为“有情与流转之进化”，还为佛教美术讲演会讲“佛学与美”，在巴黎大学讲演会讲“中国禅宗。”这些讲演录由巴黎佛学会出版《讲演集》（英文），埃而刚书店编译之《佛学》（法文）。大师在欧洲，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并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德国通迅处、美国通迅处：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历时八个多月，向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佛学，使中国的现代佛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