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师资力量而言，慈儿院十分注意选聘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由于社会黑 暗，而慈儿院属佛门清净之地，同时待遇比一般小学优厚。在当时人的眼里，在慈儿院 任教不失为一比较理想的工作处所，因此有不少教师要求到慈儿院任教。抗战前夕，在 开元慈儿院任教的教师大都有真才实学，有的是大专毕业的中学教师，有的曾任《泉州 日报》副刊编辑，有的教师经常为报刊撰稿。解放后泉州市名牌中学的几个教学骨干， 如叶在甲、吴邦雄、林雪等教师都曾在慈儿院任教过(30)。由于当年慈儿院的师资力量 强，因此教育质量比较高。“毕业生有的上中学、中专继续深造。”(31)

　　 　　　　四

　　 学校是事业性实体，其运作要投入大笔无尝的经费。慈儿院属于亦教亦养的慈善性质 的学校。它不仅要支付学生日常的教育费用，还要支付学生日常生活费用。所需的经费 比普通学校要多得多。据《简章》说，慈儿院的经费分为：“(一)开办费，由创办人完 全负担；(二)常年费，由创办人所住持之新加坡普陀寺、新加坡天福宫、安海镇龙山寺 、南洋吧双观音亭拨款补助；(三)常年基金由本院职员及本寺檀越与慈善家分途筹募， 收集巨款置产生息，以期久远。”(注：《泉州开元慈儿院简章》《佛音》第10、11、1 2期合刊。)就是说，开元慈儿院的经费除了开办费外，还有常年费。开办费由转道和尚 全部承担，常年费则由创办人转道等所住持之新加坡普陀寺、新加坡天福宫、南洋吧双 观音亭以及创办人圆瑛法师住持的安海镇龙山寺，“拨款补助”，剩余的必须从设立常 年基金生息解决。而常年基金则必须通过慈儿院的职员、开元寺檀越和慈善家分途筹募 ，以收集巨款而成。如此“置产生息，以期久远。”正如前文所说，《简章》是圆瑛法 师拟订的，募集“常年基金”的主张应是圆瑛首先提出的。早在宁波“佛教孤儿院”创 办之后，圆瑛法师就想设立基金生息，以期孤儿院能永远存在。他于1920年1月在《宁 波佛教孤儿院第二届报告序》中说：“我对于本院、既有未了之心愿，不能固惜其精神 。志在募集数万基本金，储存生息，庶使本院得以永远存在。”(注：黄夏年主编《圆 瑛集》第102页。)毫无疑问，在构想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时，圆瑛法师就已有为其建立 常年基金的想法，并将其想法体现在《泉州开元慈儿院缘起文》以及《泉州开元慈儿院 简章》之中。
　　 为了筹集慈儿院常年基金，使慈儿院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圆瑛法师在《泉州开元慈儿 院缘起文》中呼吁社会各方伸出援助之手，他说：“开办费用，已由转道和尚、转物当 家，全数负担，更思筹集基金，俾斯院永垂久远，故代尽未来际无告之孤儿，请愿于十 方宰官、居士、大慈善家、大资本家，各发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慨解施囊，共成永远 之慈善事业，恤孤之举，即寓有爱群爱国之至意，直接则造福于孤儿，间接实造福于社 会国家矣。”(注：《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转引自明旸法师主编《圆瑛大 师年谱》第99页。)这篇缘起文写就于正在筹办慈儿院的民国13年(1924年)11月，一个 多月后即民国14年(1925年)1月15日在闽南佛化青年会的刊物《佛音》刊出，后又于192 7年在《佛化策进会会刊》第2辑上刊出，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广而告之。
　　 不仅如此，为了筹集基金，圆瑛法师还亲自移锡南洋向各方募捐。据圆瑛法师在《泉 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中说：“(民国)十五年春，念开办既成，而基金无着， 终非持久之计，于是远渡南洋，为孤儿请愿。”(注：《佛法之精神》[南洋星加坡工商 学校]《圆瑛法师讲演录》北京广济寺印本，第32页。)到了新加坡后，圆瑛法师四处讲 演为孤儿呼吁。如他在工商学校讲演《佛法之精神》时说：圆瑛前年“同本坡转道和尚 ，及其师弟转物三人，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教养兼施，定额一百二 十名，巳历一载。自愧不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拔一切众生之苦，对此少数至穷苦而无告 之孤儿，应尽佛子之天职，与以教养之乐，拔其饥寒之苦。此次来南洋也是代为孤儿请 愿，筹集基金……。”(注：《培风学校讲演》[南洋麻六甲]《圆瑛法师讲演录》北京 广济寺印本，第48～49页。)又如他在马六甲培风学校讲演时说：“圆瑛创办慈儿院， ……放弃自己讲经工作，而为利孤之工作。仆仆风尘，筹募基金，而为永久巩固之计划 ……。”(注：转引自明旸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第95页。)
　　 当年前往南洋只能依靠船只飘洋过海，圆瑛法师为“孤儿”不畏惊涛骇浪之险而远涉 重洋，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新加坡居士王嘉禄先生慕名圆瑛法师已久，见圆瑛法师 特地为孤儿前来募捐十分钦佩，赋诗赞扬：“沧溟浩淼水天连，为与孤儿解倒悬，瓶钵 远飘呼将伯，禅灯午夜不成眠。”(注：《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转引自明 旸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第99页。)这次募集基金收到很好的效果。据圆瑛法师说 ：“幸蒙各侨胞热心慈善，踊跃乐施，叻屿岬三埠，均组织董事部保管基金，俾垂永久 。”31946年，妙解在一篇文章中说，传闻圆瑛法师民国14年“渡洋赴星洲等处募捐基 金，据说不到几时即募得六十余万，在十二三年的时候，这算是一笔惊人的数目，可见 圆法师当时在一般人的信仰是何等的伟大?”(注：妙解《瑞范之罪》《佛教公论》复刊 第五期。)这虽然是传闻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事实。后来，圆瑛法师受请移锡福 州住持雪峰寺、嗣又移锡浙江，但他仍兼任泉州开元慈儿院之职。1946年米价昂贵，慈 儿院处境窘迫。泉州叶青眼居士在致上海聂云台居士函中说：“请重为禀白瑛公法师院 长(弟乃代理)设一方便。劝请泉籍同乡殷实者乐助一笔。或乘此时诸同乡进行募集梓乡 灾难项下指拨一笔。嘉惠孤寒。事属可行。籍重兄与法师代请。必得同情。出生巨效。 ”(注：《来函照登•聂云台老居士为泉州开元慈儿院呼柸》《佛教公论》复刊第五期 。)说明圆瑛法师当时仍是泉州开元慈儿院院长，而且仍然关心慈儿院的事，否则叶青 眼不可能在信中如此说。

　　 　　　　五

　　 圆瑛法师在创办慈儿院时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为其开办与募集基金积极奔走，以 及叶青眼等人的努力，开元慈儿院才得以延续下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据19 47年叶青眼在《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中说：“儿童出路，查卒业已一十 八届，分散在农工商学侨各界讨生活外，每届优秀分子，为之设法资助升学，以求深造 ，并由其本人之能自吃苦进修之结果，现所知悉者薄有成就颇不乏人，……卒业后在德 师及龙岩简师学校卒业，出任各校校长教员……亦不乏人。……卒业后，亲近高僧大德 ，如弘一法师等，发大乘心，出家修戒，还得清净，准备为自利利他工作，普济一切， 又颇不乏人也。”(注：思归子《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佛教公论》复 刊第17期。)显然，慈儿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各界，以及弘法利生 的事业，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后来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厦门 市长的李文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注：陈永安《开元慈儿院院长叶青眼》《晋江文史 资料选辑》第1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