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功德类寺院
　　 凡皇室、贵戚、勋臣为宗祖作功德祈福而建立的寺院，均可称为功德寺，按建立者的政治地位不同可依次析分为神御殿座落寺、皇家功德寺和贵戚勋臣功德寺。
　　 (1)神御殿座落寺。神御殿古称原庙，即皇室在祭祀祖先的正庙之外的别立之庙。神宗元丰以前，宋之列帝神御殿皆分别座落在各寺观之中，如宣祖和昭宪皇后的神御殿设在资福寺。太祖的神御殿共有七所，其中的太平兴国寺开元殿、应天禅院西院、扬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庆寺端会殿皆落成于佛寺之中。太宗的神御殿也有七处，其中的启圣禅院和并州崇圣寺统平殿及西院亦落成于佛寺之中（注：见《宋史》卷一○九《礼志•神御殿》。）。神宗元丰五年(1082)，以祖宗神御殿分建于诸寺观，“未足以称严奉之仪，乃酌原庙之制，即景灵宫建十一殿，每岁孟月朝享，以尽时王之礼”（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20条。），从而神御殿集中列于景灵宫。
　　 (2)皇家功德寺。由皇帝诏令修筑寺院以给皇室宗祖或死于王事的将士祈福的做法，早在唐代就有了，如：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诏令在旧日破敌之处立寺七所，为殒身戎阵者祈福，并赐“给家人、车、马、田庄”（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唐高宗时又命增广江宁栖霞寺殿宇，改为功德寺，为皇室宗祖祈福（注：见《金陵梵刹志》卷四，（光绪）《金陵琐志》。）。赵宋开国初，宋太祖效法唐太宗故事，诏于扬州城下旧战场之地筑建隆寺，目的也是为捐躯的将士荐福。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赐银给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购置田业，并以之为功德寺，为真宗皇帝“殖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七月7条。）；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诏将英宗潜邸改建为功德寺，赐额兴德禅院，为英宗荐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72条。）。元代人曾说，南宋临安的灵隐寺、径山寺及三天竺寺都是奉祀皇家祖先的功德寺，多有特权。
　　 (3)贵戚勋臣的功德寺。贵戚勋臣为给祖宗做功德而建立功德寺的做法始于唐代，即“睿宗敕贵妃、公主始建功德寺，代宗诏辅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注：《佛祖统记》卷五二《两代会要志》。）。宋代从真宗、仁宗朝伊始，显官名宦之族创建功德寺的情况就十分常见。按王朝的规定，只有亲王、后妃家、长公主夫家及现任或曾任二府长官之家，才有资格建立功德寺，但在实际生活中，建立功德寺的范围比朝廷的规定更广泛一些，如：潘慎修在真宗朝曾官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不曾任官二府长贰，却为其父创建功德寺，赐额咸平报慈院（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二之二四。）；南宋嘉定时期，史弥坚也仅官临安知府，却以宁波大中祥符寺为功德寺（注：见《延祐四明志》卷一七《释道考》。）。

　　 二、创立功德寺和坟寺风气的盛行

　　 前文已提到，创立功德寺和坟寺的做法，伊始于唐代，而到宋代渐趋盛行。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北宋前期偶有建立，仁宗、神宗朝日趋盛行，南渡以后肆行创置不已。
　　 宋太祖建隆时创建扬州建隆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葬陈贤妃于沙台寺，后来又改葬普安寺，并以之为坟寺。以此看出，设立功德寺或坟寺的做法在宋初已经存在。
　　 延至仁宗朝，贵戚大臣创建功德寺或坟寺的风气渐趋盛行，故仁宗下令限制说：“应乞坟寺名额，非亲王、长公主及见任中书、枢密院并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毋得施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乙丑条。）。当朝判祠部张洞也指陈时弊说，社会僧尼人数“近岁滋广”（注：《宋史》卷二九九《张洞传》。），主要是文武官员肆行创置功德坟寺，而皇帝又以特恩敕度的结果，故他建议取消设立坟寺的做法，改设冢户代为看守私家坟墓；英宗时判祠部苏颂曾上书对大臣创建坟寺提出批评说：“大臣节将又例得以看坟为名，陈乞修建者无岁无之”（注：《苏魏公文集》卷一七《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他建议不要再另起新寺，而应该让坟墓附近的寺僧代为看管坟墓。
　　 到神宗君临天下，贵戚勋臣创建功德坟寺的势头更为炽烈。为满足官僚阶层的要求，神宗放宽了政策限制，准许曾任二府长贰和入内内侍省长官者亦可创建坟寺。除此，又不断以“特例”、“特恩”的名义颁赐坟寺给宠臣、外戚，如：已故昭州防御使李神福曾长期给事太宗左右，神宗便颁赐褒勤禅院为李家坟寺，以为褒奖（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25条。）；宣徽南院使王拱辰不曾任官二府，神宗却以“历事三朝，累经内外清要繁剧”（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10条。）为由，赐给王家坟寺一所；崇信军节度使任泽因为是任昭仪弟弟，死后也凭裙带关系得赐坟寺。
　　 南渡后，执政大臣指占有额寺院为私家坟寺的现象更是十分常见，南宋僧人笔下“士大夫一登政府，便萌规利，指射名刹改功德”（注：《佛祖统记》卷四七《法运通塞志•高宗》。）的记述，极生动地勾勒了南宋官员指占坟寺的普遍性和疯狂性。如宋代名臣李纲指占常州普利寺及邵武兴圣寺为私家坟寺，结果受到了御史的弹劾，认为其指占有额寺院“有所违碍”，高宗遂诏令“别占无额小院”（注：《佛祖统记》卷四七《法运通塞志•高宗》。），社会舆论为之大快。
　　 到宋宗嘉定以后，史弥远曾久居相位，笃信佛教，创功德寺甚多。检阅方志，仅宁波一府之地共有官僚建立的功德寺12所，其中属史弥远父子创立的就有8所之多，而由史弥远本人创立的有6所（见附表1）。
　　 到理宗朝，贾似道专权，恃庞妄法，指占多处有额寺院为贾氏功德寺或坟寺。随之，皇室、外戚、官员的功德寺、坟寺、欑宫、欑所等遍布临安、宁波、天台等地。检阅《咸淳临安志》，统计出南宋末临安一府共有寺院（括尼庵）734所，其中亲王、嗣王、宰执、贵妃的功德寺24所，皇后的欑宫及太子、亲王等人的欑所14所，嫔妃、大臣、内侍等人的香火院21所，外戚、节度使的坟寺7所，皇家及官府的祝圣道场3所，另有贾似道生祠及亲王祠堂2所，共计71所，约占全府寺院总数的10%。（见附表2）。自然，临安为帝都所在，各类功德寺的比例会比其他地区高一些，但也足以说明贵戚、官僚创设功德坟寺的疯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