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
【内容提要】北宋中期，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并且大胆创新，自出己意，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与此同时，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关 键 词】荆公新学|儒|义理|佛道之学|会通
北宋中期，面对儒学的内在危机及佛道的外在挑战，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学者进行了复兴儒学的艰苦努力。他们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立足儒家而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荆公新学之“新”，治学方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 ），在北宋中后期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研究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对于梳理宋代儒学发展脉络、了解当时各学派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目前有关荆公新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政治、哲学、教育思想等方面，对其治学特点涉及较少。本文试在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作一专门研究。
一、鄙薄汉唐传注，注重义理阐发
在宋初疑经思潮中，学者们疑经惑古，并开始摆脱汉唐儒者拘囿于对经文词句进行注疏的学风，开拓出了“自出议论”的新路子。新学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宋初学者的治学方法，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大义。
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欲求荆公治经之法，尤在于其所著《书〈洪范传〉后》。”（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 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在该文中，王安石考察儒学发展历史，抨击了汉唐儒者治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汉唐儒者以章句训诂为学，拘守传注，“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虽然用力至劬，但对于经典中所蕴含的微旨奥义却极少注意。这种学问，只能善学者之口耳，而不能使之有得于心，因此千百年来，“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王文公文集》卷33，《书〈洪范传〉后》，上海人民橱版社1974年版。下同）在王安石看来，治经的目的就在于发明经典中的圣贤精义，而章句训诂、名物考证仅仅是达到把握、领会经典义理的手段而已，决不能以此为学。汉唐儒者的章句训诂之学使人沉溺于细枝末节的注疏考证，而忽视对经典精神实质的把握，这是儒学发展中的严重偏差。正是这种治学方式导致了异端之学的炽盛，使得圣贤的妙道至言隐而不传，儒学衰微，“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为隐”（《王文公文集》卷18，《谢除左仆射表》）。基于这种认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学派，在经义训释的过程中，采取了与汉唐儒者迥然有别的方法。
新学学者一反汉唐俗儒繁冗琐细的注疏方式，以非常简洁的笔法训释经义。如《周官》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一段，据有关学者统计，郑玄的注释有450余字， 贾公彦的疏义竟达3000余言，广征博引，繁冗琐细。在《周官新义》中，王安石仅用了不到300字，就把经文解释得非常清楚，非常简明扼要。 又如《周官•天官》中“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一段，贾公彦作了350字的注疏，反复繁重， 仍使人难得其要旨。而王安石仅以寥寥20字作出训释：“我之治彼也，以此施焉，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1）提纲挈领，明白清晰，完全不同于汉唐儒者的繁冗晦涩（注：参见刘坤太《王安石〈周官新义〉浅识》，《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王安石的《洪范传》钩沉索隐，内容博大精深，然而包括《洪范》原文尚不足一万字，非常简洁明了，“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部迥异汉唐《传》《注》的创新之作”（注：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清人全祖望称赞说：“荆公解经，最有孔、 郑诸公家法，言简意赅。”（《宋元学案》卷98，《荆公新学略》）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胪列了《三经新义》的序文后也评价说：“此三序者，其文高洁而简重，其书之内容，亦可以略窥见矣。”（注：梁启超《王安石传》第208页。）
汉唐儒者注意名物制度的训释考辨，孜孜矻矻，不遗余力。而新学学者则鄙薄传注，注重阐发圣贤经典中所蕴含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
王安石认为：“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因而学者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经典训释来领会其中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基于这种认识，新学学者不重训诂考订，往往在对经典中个别字义进行简略解释之后，便按照自己的体认，着力阐发其中义理。如《诗经》中《小雅•正月》第三章“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王安石训释道：“民有欲无主乃乱。天生聪明时艾，王不能艾，而民无所得禄，则释王而从禄于他。乌之为物，唯能食己，则止其屋。民之从禄，将如此矣。”（王安石著，邱汉生辑校：《诗义钩沉》，《节南山之什义第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在这里，王安石通过训释经典发挥了其政治主张，指出国君必须承认并满足百姓万民的基本生活欲望，才能使民心归附。否则，如果人民极度贫困，无以为生，就会轻去其王，发生变乱。又如同诗第四章“瞻彼中林，候薪候蒸，民今方始，视天梦梦，既古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王安石训释道：“君之剥削于民而至于尽，犹人之侵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认为作为君主，必须荫庇其子民，不能对人民剥削过重。这表达了他对君民关系的看法。
此外，在训释《周官•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龟之八命”条的各项具体意义之后，王安石强调人事重于天事，关系到多数人的事重于关系到少数人的事，以此阐明其政治原则及其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