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山十刹寺制考论
【内容提要】在宋政府的寺院管理中，五山十刹是等第最高、朝廷干预程度最强的一类官寺；其详细记载见于明清文献。学界或有视其为信实的材料并据以立论，而本文通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些记载是真伪参半的，并就禅院五山十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作了探讨。
【关 键 词】宋代|五山十刹|寺制|政教关系
据明清文献的记载，宋宁宗嘉定年间佛教寺院有所谓五山十刹的制度。关于此寺制，中外学者多有所论，自日本伊东忠太在上世纪初发表考论之文后，忽滑谷快天、鹫尾顺敬、竺沙雅章、石井修道，我国的胡适、黄敏枝、释东初、杨曾文、严耀中、张十庆等皆尝专论或言及之。盖因有关宋代五山十刹的材料原本就极有限，故近百年来，在中国古文献中被发掘出的最基本的直接材料仅约十条，论者们据之讨论了此寺制在宋代的起源及其住持任命情况，或复藉日本古文献的材料，探讨了其对日本寺制的影响等问题；且有的论者对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未尝有疑，而作为信实无虚的材料并据以立论（注：参伊东忠太《五山十刹图汇就て》，《佛教史学》第1编第4号第1-16页，1911年；忽滑谷快天1925年初版《中国禅学思想史》，朱谦之译本第5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鹫尾顺敬《日本禅宗史の研究》第234-252页，金尾文渊堂1947年；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第102页及第108页，同朋舍1982年；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1)-(4)》，《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3-16号，1982-1985年；胡适《中国佛学史》第615-616页、第621-625页，中华书局1997年；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第428-433页，台湾东初出版社1989年；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313-31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杨曾文《日本佛教史》第489-49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严耀中《江南佛教史》第289-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第19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我们倘作深入考察，则会发现在宋代的所谓五山十刹说中，既有信实的成分，亦有不尽可靠之处；明清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谓是真伪参半。本文拟对宋代五山十刹说的信实性试作考订，并对禅院五山十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略作探讨。
一、关于禅院五山十刹奏立说的信实性
关于宋代的五山十刹寺制，最早的较详记载见于明宋濂的两篇塔铭：“浮图之为禅学者，自隋唐以来，初无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楼观方盛，然犹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为之首。南渡之后，始定江南为五山十刹，使其拾级而升。”（《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古者住持各据席说法，以利益有情，未尝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卫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谓官署。其服劳于其间者，必出世小院，候其声华彰著，然后使之拾级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犹仕宦而至将相。”（《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注：《宋学士文集》卷25，第213页；卷40，第316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明朱国祯也论及此寺制，所言与后一塔铭大同，应本于宋濂之说（注：《涌幢小品》卷28“住持”条，第669-6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是则五山十刹据说为史弥远所奏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亦云：“净慈禅寺，……嘉泰四年(1204)复毁，嘉定十三年(1220)复建，……时宰臣建议，以京辅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为诸刹纲领，而净慈与焉。”（注：《西湖游览志》第30-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田汝成所言的嘉定年间，正是史弥远在相位之期，则其与宋濂的记载是一致的。又，明释广宾《上天竺山志》卷十二：“宋史弥远，四明人，当国日奏列五山十刹，比仕官之九棘三槐，仍分禅教，如文武班；僧必出小院，声华彰著，拾级而升。”（注：《上天竺山志》第38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其说法也大同于上引者。明代人不仅对宋代五山十刹制的奏立等问题有较详记载，且还指出禅院和教院各有其五山十刹，并俱指实其寺名，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云：“嘉定间(1208-1224)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虎丘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宁波白莲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宁波宝陀寺，绍兴湖心寺，苏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庆寺，建康瓦棺寺，为教院十刹。杭州律院，……不在五山十刹之列。”（注：《西湖游览志余》第2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明郎瑛《七修类稿》也载有以上内容（注：《七修类稿》卷五“五山十刹”条，第5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不仅在寺院名称和次第上全同于前者，且前者在教院五山中漏写一寺，后者亦然；而后者成书略晚于前者（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似与《西湖游览志余》同时撰写，前书初刻于嘉靖26年（1547年），而郎瑛《七修类稿》大致编成于嘉靖末年。参三书之《出版说明》。），可见郎瑛的记载是节抄田汝成的，二者在传承上属同一系统。另外，日本也有中国禅院五山十刹的记载，见无著道忠(1653-1745)《禅林象器笺》（注：《禅林象器笺》卷1“五山”条和“十刹”条，第6-11页，《佛光大藏经》本，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但其所言与田汝成一系的记载在寺院名称和次第上皆有异，这说明二者的传承系统不同。不过二系在寺名上的出入只是禅院十刹中的两寺，第一处异同是田汝成书的第四刹作金华双林寺，而无著道忠书的第八刹作云黄山宝林寺；《明一统志》言“宝林寺”“在云黄山下”（注：李贤《大明一统志》卷42《金华府•寺观》，第715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此寺显然与无著道忠所言者为同一寺，而据雍正《浙江通志》所言“宝林禅寺”“即今双林寺也，《金华府志》：‘宋治平二年赐今额’”（注：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232《寺观七•义乌县》，第41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朱中翰《双林寺考古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9册第79页，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则见宝林即双林寺。第二处异同是田汝成书的第八刹作建康灵谷寺，无著道忠书的第三刹作蒋山太平兴国寺；而据明徐一夔《敕赐灵谷寺碑》和明释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载，蒋山寺在明洪武中曾迁寺址，并被明太祖赐改寺名为灵谷（注：《始丰稿》卷11，第9页右至第11页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正藏》第49册第931页上。），可见建康灵谷寺即蒋山太平兴国寺；二系之出入，特实同而名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