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先论禅院五山十刹奏立的信实性。明清时，以上二系所载的禅院五山十刹之说甚为流行。除清吴伟业所言“宋元以来，浙河东西分立五山十刹，而灵隐实居其最”（注：《梅村家藏稿》卷51《灵隐具德和尚塔铭》，第225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有居其最者为灵隐而非径山的异说外，其余的如宋濂说江心寺“其名列在江南十刹”（注：《宋学士文集》卷8《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第页。），明溥洽说“径坞为五山之首”（注：《径山集》卷下《月江和尚升住径山京都宗刹疏》，第106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清孙治说“中竺为禅院十山之首”（注：《灵隐寺志》卷6下《灵隐遍五宗论》，第38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清厉鹗说“云林（按，康熙中灵隐更名云林）向为五山十刹之一”（注：《樊谢山房文集》卷5《五百罗汉殿记》，第246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等，都与二系同；孙治的“宋宁宗嘉定时，品第禅院五山，以径山为第一，灵隐次之，净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注：《灵隐寺志》卷6下《灵隐不宜为第二山论》，第382页。）之说，其寺名与等第更与二系全同。
　　 明清时流行的此类说法的信实性又如何呢？我们当以宋元的材料来证之。首先，在宋末元初确有五山或五山十刹之说。如牟巘(1227-1311)言吴兴道场寺“自熙宁间大苏公《游道场诸诗》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选不轻畀也”（注：《牟氏陵阳集》卷24《龙源禅师塔铭》，第18页左至第19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密(1232-1298)说“淳祐庚戌(1250)之春，创新寺於西湖之积庆山，……穆陵宸翰赐名显慈集庆教寺，……其后恩数加隆，虽御前五山亦所不逮”（注：《癸辛杂识》别集下“阎寺”条，第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中峰明本(1263-1323)亦云“牛头横出一枝，南北宗分，两派皆腰镰荷锸，火种刀耕，……彼时安有五山十刹之广居”（注：《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11《山房夜话》，《大藏经补编》第25册第801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年。）；又，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诏许释德煇编《敕修百丈清规》，其卷五“游方参请”条也有“五山大方”（注：《大正藏》第48册第1140页中。）的记载。以上四条材料说明宋末元初确有所谓“五山十刹”，可见明清文献的记载中有其可信的成分。另外，据说日僧彻通在理宗开庆元年(1259)入宋巡礼诸山后，绘有《五山十刹图》，果如是，则也可证宋末确有五山十刹。（注：《五山十刹图》是否果为彻通所绘，尚待确证，参伊东忠太《五山十刹图に就て》，《佛教史学》第1编第4号第1-16页，1911年；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一）》，《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3号第116页，1982年；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第9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其次，我们来看禅院的这十五所寺院中，在宋元文献里是否有其被列为五山十刹的记载。明清文献载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时，是以余杭径山寺为禅院五山之首的；此于宋代文献可得参证，宋楼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显仁皇后在慈宁宫，高宗皇帝在德寿宫时，皆尝游幸，就书龙游阁扁榜；孝宗皇帝书兴圣万寿禅寺，又赐以《圆觉经解》。天下丛林，拱称第一。”（注：《攻媿集》卷57，第531页，《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宋杨汝明《双溪化城接待寺记》：“径山天下第一禅刹，……佛日禅师宣公获知今承（丞）相鲁国公，居是山七年矣。……嘉定丙子……杨汝明记并书。”（注：《径山集》卷上，第36-38页。）楼钥在嘉定中曾任宰辅，嘉定六年(1213)卒（注：《宋史》卷395，第34册第120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杨汝明为径山寺的下院撰记于嘉定九年(1216)。作为嘉定中人，楼、杨专为径山撰寺记，循理应藉其尊列禅院五山首位之荣，以特笔彰显之；但其实际却否。其原因盖如《西湖游览志》卷三载净慈寺“嘉定十三年复建，……时宰臣建议，……尊表五山，……而净慈与焉”（注：《西湖游览志》第30-31页。）所示，五山十刹殆奏立于嘉定十三年，而楼钥之死和杨汝明之撰记皆在其前，故其寺记中未有五山之说。但据寺记中有“天下丛林，拱称第一”和“径山天下第一禅刹”之语，亦可见在嘉定中径山已有天下“第一”禅刹之号；而到咸淳三年(1267)，林希逸说“钱塘上天竺，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犹五山之双径焉”（注：《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21《前天竺住持同庵法师塔铭》，第21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称禅院径山寺为“五山之双径”，则宋度宗时径山之居禅院五山“冠冕”显然已为人所悉知矣。而此适与明清文献所言嘉定中列径山为五山十刹第一山，是相吻合的。而在元代，虞集(1272-1348)言“宋在东南，……尊表五山，……而净慈在其中”（注：《净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第133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按，虞集此文未见于其《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其说也与明清记载相合。又，黄溍(1277-1357)说平江能仁寺“雄踞乎万井中而隐然为一大丛林，五山十刹殆无以尚也”（注：《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2《平江承天能仁寺记》，第121页，《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既言苏州能仁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则其心中自明五山十刹之数。而在此十五所寺院中，他曾言及两所寺院，如其《虎丘云岩寺兴造记》云：“东南大丛林号称五山十刹者，虎丘实居其一。”（注：《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3，第224页。）其《请如公住宝林疏》复云：“乃眷双林之胜境，犹存十刹之旧名。”（注：《禅林象器笺》卷1“五山”条，第7页。）虞集和黄溍生于宋亡前七年与两年，其言净慈、虎丘和双林（或曰宝林，参前文）皆在禅院十刹之列，应有所本；而这与田汝成等的记载正相合，是则田汝成等谓此三寺之入禅院十刹，的非臆说。
　　 复次，我们来看明清人关于禅院五山十刹奏立之说的信实性。日僧虎关师鍊(1278-1346)说“唐土五山起于大慧已后，当时灵隐寺兄弟……议定五山，非朝廷之制矣”（注：《净慈寺志》卷1《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第133页。），以为此寺制与朝廷无关；而明清人却记载五山十刹是宋宁宗嘉定中奏立的。二说之是非，可据宋元文献来裁断。虞集言“宋在东南，时宰定其京辅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为诸刹之纲领”（注：《大川普济禅师语录》附，《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2册第173页左，上海：涵芬楼1923年。），其说与明清人的记载有某些相通之处。而据物初大观(1201-1268)《灵隐大川禅师行状》载，普济在嘉定十年后曾住持妙胜、净慈、灵隐等八所寺院，其“迁净慈，则京尹赵大资敷奏，……而迁灵隐，则序迁也”（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四附物初大观撰《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39页右左。）又，当淳祐四年(1244)因住持石田法薰的退隐，而致灵隐寺住持虚席时（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四附物初大观撰《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39页右左。），据物初大观《北涧禅师行状》载，居简时任净慈寺住持，“京尹赵节斋，欲以例奏师补处”（注：参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6号第66页，1985年。）；对普济与居简由净慈迁灵隐，物初大观用“序迁”和“以例”奏补的措辞，说明灵隐的寺格比净慈高，且其间的住持迁转顺序已制度化（注：参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6号第44、71页。）。这与宋濂所说五山十刹住持实行“拾级而升”制度，是相一致的。而这显然是需经奏立才会有的制度，可见虎关师鍊之说不足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