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来看奏立人的问题。明清人记载五山十刹的奏立者为史弥远，目前虽还未见可证此事的宋代文献，但从史弥远与佛教的关系来看，此说亦或可成立。弥远家世奉佛，其父史浩在绍兴十八年尝往补陀洛迦山宝陀寺顶礼观音大士，并得睹大士“金色照耀”等瑞相（注：元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7，《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0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补陀洛迦山中“又传史卫王弥远见茶树上示一目，盖二十年相业之谶”，故嘉定三年“丞相史弥远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庾备具，香灯供养”（注：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大正藏》第51册第1137页上、第1138页上。）。而据《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和卷八二载，弥远还曾拨“户绝之田七百亩有奇”给临安灵芝崇福寺，舍私田三百亩给临安南禅资福院（注：《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073页、第4116页。）。弥远也参与寺院住持的任命，如杨汝明言径山寺住持“宣公获知今承（丞）相鲁国公”而居是山（注：《径山集》卷上《双溪化城接待寺记》，第36页。）；道粲《径山无准禅师行状》言绍定五年“嵩少林散席径山，朝命以师补处。抵京师，见丞相史卫王，卫王曰：‘径山住持他日皆老宿，无力茸理，众屋弊甚。今挽吾师，不独主法，更张盖第一义也’”，（注：《无准师范禅师语录》附，《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6套第5册第484页左。）师范住持径山也应与弥远有关；《咸淳临安志》卷七九言灵芝崇福寺住持久公“为今太傅枢使大丞相鲁公所知，来董法席”，弥远也因其崇佛而被久公叹美：“吾有化菩萨，为天帝释辅，方出现世间，能续佛慧命（注：《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4073页。）。”由于弥远对佛教甚为信奉和外护有加，故明代有关他以时相身份奏立五山十刹的记载，或有所本而可成立。
　　 另外，在禅院五山十刹的奏立问题上，石井修道先生认为，史弥远奏立者并非五山十刹，而只是五山制，因为十刹的位次在宋宁宗时尚未确立下来。其所据有二：一是宋洪咨夔《佛心禅师塔铭》对如琰在宁宗时任径山寺住持的记载：“历越之能仁、明之光孝、建康之蒋山，皆迫而后应；最后天童与是山，宸命也。”二是林希逸《径山偃溪佛智禅师塔铭》对广闻在理宗淳祐五年任雪窦寺住持的记载：“乙巳，雪窦虚席，制阃颜公以师闻，如奏敕下。此山给敕，自师始。”此二材料表明禅院十刹中的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时并未敕差住持，而五山十刹制是以敕差住持为前提的，故石井先生以为十刹制在宁宗时并未确立，而是以后才增列的（注：《平斋文集》卷31、《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21，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三）、（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5号第72、74、97、101页，第16号第80页。）。石井先生的持论恐未谛，因为雪窦和蒋山寺其实在宁宗之前已曾敕差住持，如宝印在孝宗时尝“奉诏住雪窦，淳熙七年秋，召师问道”（注：《明高僧传》卷6，《大正藏》第50册第925页上。），克勤在“政和中，诏住［建］康蒋山（注：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42《圆悟禅师传》，第20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怀深于“靖康改元，……寻迁灵岩，久之，敕补蒋山”（注：《嘉泰普灯录》卷9《东京慧林慈受怀深禅师》，《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0套第1册第73页左。），物初大观为法薰撰《行状》云“钟山虚席，庙堂精选择，乃以师补处。宝庆元［年］有旨迁南山净慈”（注：《石田法薰禅师语录》卷4附《行状》，《续藏经》第1辑第2编第27套第1册第39页右。），更说明在宁宗时法薰之住蒋山（即钟山）也是由庙堂即朝廷敕差的；其实，石井先生所录《径山痴绝禅师行状》言道冲“嘉定己卯由径山第一座应嘉禾光孝请，……道闻于朝，忠献史卫王以堂帖除蒋山”（注：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三），《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15号第88页，1984年。），也已表明蒋山寺在嘉定、宝庆之际是有敕差住持的，惜为石井先生所忽略。总之，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之前就已敕差住持，且蒋山寺住持在宁宗时也仍有敕差的。那么为何如琰之住蒋山和广闻之住雪窦，又未敕差呢？这应与宋代敕差住持制的特点有关。宋代的敕差住持寺并非其每一任住持皆出敕差。如金山龙游寺，在嘉祐五年有怀贤，建炎初有克勤被旨而来住持（注：参宋秦观《淮海集》卷36《圆通禅师行状》，《淮海集笺注》第1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鸿庆居士集》卷42《圆悟禅师传》，第20页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6，《大正藏》第47册第738页下。），但洪迈为金山撰寺记云：“淳熙四年枢密沈公复出治，慨然叹曰：‘吾行四方多矣，未有如此刹者。住山非本色人，其可哉！’乃备礼撰币，延金华蕴衷师于焦山，俾主张是。”（注：《至顺镇江志》卷9，《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741页上。）可见金山寺既有敕差住持，也有非出敕差而由地方长官“疏请”住持的情况，这说明此寺虽为敕差住持寺，但其住持又非俱出敕差。蒋山和雪窦寺的情况也应与之类似。因此，若忽视蒋山和雪窦寺在宁宗朝以前已曾敕差住持，尤其忽视蒋山在宁宗朝仍有敕差住持之事，仅以此二寺住持在宁宗朝偶未敕差，而否定其敕差住持之寺格，并进而推论十刹制在宁宗朝并未确立，这在理据上是不充分的。不过，从蒋山和雪窦寺有时未敕差住持，也可看出五山十刹制在具体的实施上，并不像明人描述得那样严格；又，石井先生曾录十数种曾任五山十刹住持者的塔铭，从其住持迁转情况看，最多也只是与明人说的顺序接近，尚未见一例严格循序迁转的；而此实际迁转情况与记载间的差距，也不足为异，这如同官僚的晋升并非总循官制之序。
　　 总之，以宋元的文献去参证，明清人较详记载的禅院五山十刹制，在宋末是实际存在的，只是其具体实施情况不如后世所言者严格而已。

　　 　　二、对教院五山十刹奏立说信实性的质疑

　　 对教院五山十刹，《禅林象器笺》未言及，而前引田汝成书一系却俱指实其寺名。但后者的记载，是否如其所载禅院五山十刹，也得史事之实呢？倘细作考察，其信实性实大为可疑。所谓教院，在宋代指禅、律、密以外的天台、慈恩、华严等宗寺院，其中天台宗在宋代尤盛，故有时独谓天台宗寺院。关于教院五山十刹的奏立时间，据田汝成说，是在“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时，与禅院五山十刹同时奏立的；明释广宾所言“史弥远……当国日奏列五山十刹，……当时列上竺为教院五山第一山”（注：《上天竺山志》卷12，第383页。），也同于田汝成说。但明人的此类说法，却有以下四点可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