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十刹制也与以上诸制度一样，体现出了宋代政教关系中同样的问题；即禅寺的等第本是宗门内之事，其品第之所据本应是寺院在宗门内的地位和影响，原不必由朝廷来定其高下，但五山十刹不仅由朝廷来品第而将之官署化，且从其多在江南，尤其五山皆在京辅的临安和庆元府，与孝宗、宁宗、理宗时代的皇室有渊深的关系（注：石井修道《中国の五山十刹制度の基础的研究》（四），《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85年）第16号第80页。），可见五山十刹的品第更多的是依据寺院与皇室的关系亲疏，而非全然依寺院在宗门的地位和影响，难怪宋濂会奇怪品第五山十刹而“黄梅、曹溪诸道场反不与其间”（注：《宋学士文集》卷25《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第213页。）；这正反映出宋政权对佛教内部事务的干预；而五山十刹中，“其得至于五名山”的住持，“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注：《宋学士文集》卷40《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第316页。），又反映了宋政权对教内荣誉价值观的成功改造。
　　 在宋代，对于政府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和改造教内荣誉价值观，僧众们较少有抵制的行为和言论，大多数僧人对政府所提倡的世俗荣典都表现出向往，如不少僧人未能得到紫衣、师号，即以钱购买；又如敕差住持也宛然成为僧人的成就、地位的一种标志，宋释正受说道平“六生（主）道场，四被诏旨”（注：《嘉泰普灯录》卷8，《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0套第1册第69页右。），尼慧照赞克勤“七坐道场三奉诏”（注：《云卧纪谈》卷下“无际扫塔”条，《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21套第1册第14页左。按，接下有“空花水月何时了”句，则见“七坐道场三奉诏”句的矜夸辞气，所反映的并非是慧照本人，而是一般僧人对敕差住持的态度。）；在出自宋代僧人笔下的僧传、塔铭、行状或灯录中，像这样对名僧的行履作总结的措辞较为常见，而这种矜夸的辞气正表现了一般僧众对敕差住持的艳羡。再就五山十刹的住持而言，不仅当时的“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而以为是“无复有所增加”的“人情之至荣”，甚至后世的天台、华严、慈恩等教内僧俗，也向往这前代的世俗荣典，依仿禅院的五山十刹，“托古”拼凑了所谓“教院五山十刹”。而从宋代大多数僧众对政府干预佛教内部事务的接受，以及对世俗荣典的歆艳，可见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方外之间的差别，到宋代已逐渐缩小乃至消泯，僧人的方外人格在多数宋僧身上似已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