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王安石等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章句注疏、训诂考订，而重在以自己的哲学、政治观点阐明义理，发挥古圣先贤的精义。这种治学方法，“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王荆公》。），是对传统汉学的反动，具有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征。
　　 汉唐俗儒谨守家法、师法，亦步亦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新学学者则大胆自出新意解经，表现出一种自得于己、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
　　 在训释经义时，新学学者强调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领会经典中所蕴含的精义，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在《答韩求仁书》中，王安石说：“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王文公文集》卷7， 《答韩求仁书》）王安石《易解》的撰作，正是在“自以为如此”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不仅如此，这种“自以为如此”的精神亦贯串于新学的其他著作中。在《周礼义序》中，王安石谈到，周衰以后千百年来，不仅《周礼》中所反映的政事几乎荡然无存，且《周礼》本身亦非全经。因此在对《周礼》的训释中，必须本着“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王文公文集》卷36，《周礼义序》）的原则，根据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及时代要求进行训释，在圣人的精义与现实实践之间进行双向的建构，以古证今，由今见古。可以看出，本此原则而训释的《周礼义》无疑是包含了北宋的时代内容及训释者理论思考的具有创造性的新经义。
　　 在王安石看来，对经典的训释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艰苦的理论探索过程。经典中的先王政治制度、具体设想，由于世易时移，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也不可能照搬不误，重要的在于理解、把握其精神实质，用以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在如何效法先王之政的问题上，王安石提出了“法其意”的原则。王安石说：“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谓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固已合先王之政矣。”（《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在这里， 王安石把托古改制、从经书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的意图说得非常明确。实际上，王安石等正是以这种精神训释群经，使新学有效地服务于现实社会需要的，许多学者都指出新学的这一特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周官新义》说：“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行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益以所创新法尽傅新义，务塞异议者之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 上）四库馆臣更说：“《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四库全书总目》卷19，《经部•礼类一》）
　　 这些评论，不无偏见，“附会经义”之说更带有轻蔑口吻，但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新学的治学特点，即创造性地发挥经典义理，为现实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新学在经学上成就的取得，各种真知灼见的提出，亦无不得益于此。朱熹在谈及《诗经》研究时，曾以“始于己意，有所发明”概括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北宋诸儒的治《诗》特点，并对他们摆脱汉唐章句训诂之学、独标新帜予以较高评价（见《朱文公文集》卷76，《〈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侯外庐先生等更评价王安石新学说：“训释经义，主要在阐明义理，反对章句传注的烦琐学风，这一点，实开宋儒义理之学的先河。”（注：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44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实际上， 正是在荆公新学兴起后，学术界出现了“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经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卷327，《王安石传》）的状况，汉唐章句训诂之学至此划上了句号，宋代儒学复兴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立足儒学，公开汲取诸家学术之长

　　 北宋中期，解决儒学的内在危机，回应佛道的外在挑战，建构新的儒学体系已经势在必然。许多学者都在努力从事新的学术体系的创建工作。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必须广搜博采、兼收并蓄，集千古之智，充分吸收、利用已有的各种思想资料，对它们加以改造而融入新的体系之中，否则，就只可能是空中楼阁。可以说，已有的理论思维成果是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基础，对这些成果的吸收、利用是创建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前提。自魏晋以来，儒佛道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渗透，三教之间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任何一家都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两家的影响。欧阳修、李觏等宋初学者在排斥佛道、复兴儒学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佛道之学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长处及儒学自身的不足。新学学者更明确认识到，新的儒学体系的建立，必须要在利用、改造佛道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各家如法家、墨家等学说，也必然会对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一定影响。他们顺应学术发展的规律，兼取诸家学术之长，表现出融汇百家、陶铸己说的会通精神。
　　 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说：“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在这里，王安石指出，长期以来，儒家经典早已出现残缺散佚，如果儒者一味抱残守阙，固步自封，拘囿于儒学门墙而排斥其他学问，视野狭窄，则不可能理解、阐明圣人之道。只有广采他山之石，博取百家之长，才能使儒学不断发展、创新。在这里，王安石阐述了会通诸家之学的必要性，表现出一种兼容开放的博大胸襟与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同时也揭示了新学学派的治学特点。
　　 新学学者大多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新学著作中，除对儒家经典的训释外，有不少是注释佛道经书的作品。如王安石有《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楞严经解》十卷，并曾注《金刚经》《维摩诘经》奏进神宗。王芳有《老子注》二卷、《庄子注》十卷，吕惠卿有《庄子义》十卷、《老子道德经传》二卷，陆佃也有《老子注》二卷、《鹖冠子解》等。王安石还多次与友人书来信往，讨论佛学问题。如《答蒋颖叔书》《答蔡天启书》等，均为主要讨论佛学义理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王安石于佛典之中纵横驰骋、旁征博引，佛学的范畴、理论，信手拈来，毫不勉强。这些都不是对佛学经典有肤泛了解者所能达到的。由此足见王安石等对佛学典籍的了解与研究之深入与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