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玫（1965年2月生），女，上海人，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关 键 词】宋代|佛教|瓷器铭文|世俗化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创始人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前487年）。他成佛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汉武帝时期开通的“丝绸之路”，开启了进行大规模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序幕，佛教也正是从两汉之际正式传入中国的。汉代，黄老道家思想、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以及谶纬迷信和对天帝、鬼神、祖先崇拜及祭祀等巫占之风盛行，佛教传入中土后，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依附于中国的原始道教，缓慢地向前发展。三国两晋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三国鼎立、司马氏篡权、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室东渡……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冲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为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需要在精神领域找到新的寄托，从此，佛教奇迹般地生根于中华大地而迅猛地发展起来。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得道高僧，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翻译了许许多多的佛教经典，并结合社会实际，阐述能在社会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的佛学新观点，玄、道、佛、儒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融会贯通，外来的佛教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帝王的直接支持，被确立为制度，拥有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寺院经济和僧尼信徒基础，在中国繁盛起来。隋唐时期，佛教进入创宗立派的新阶段，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林立、学说纷纭。为吸引更多的信徒，各大宗派尽量简化修行的方法，开辟信奉佛教的新途径，教徒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禅宗和净土宗，吸纳了许多识字不多的普通平民。佛教文化被深深地融入传统的民俗文化之中，表现在神圣的寺庙向民众开放、组织社邑和庙会、民间的传教活动——俗讲与变文的普及等，佛教形态被中华文明接受，并转化成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之后而被广泛地传播，并使佛教能从以宗教为幌子的文化实质上去陶冶中华民族的心性与抚慰他们的人生。五代的50余年中，南北分裂，北方战乱不断，寺院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割据政权为了与寺院争夺人力、财物，也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毁像铸钱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由于南方政权相对稳定，尤其是南唐对佛教的提倡有增无减，因而以南方为根据地的禅宗和净土宗均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尊崇佛教，曾采取放宽度僧名额、允许寺院从事商业活动等措施，支持寺院经济的发展，同时，还派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北宋徽宗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佛教的发展又一次受挫，只有到了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佛教才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此时的佛教，虽然在宗教哲学思想方面的发展已成了强弩之末、难以有新的建树，但却在广大的民众百姓队伍中，掀起了世俗化的波澜。佛教文化通过评话小说、唱词讲本等俗文艺的形式，出现在勾栏瓦肆间和市井乡村。佛教无限度的大众化、通俗化，丧失了佛教文化的本源价值品格，与古代汉民族传统的民俗信仰、民间崇拜合为一体，与迷信、巫术等同。
　　 瓷器铭文是指运用刻划、模印、釉下书写等工艺手段在器物上题写文字或者文字性质的符号。书体以篆、楷、行、草均现，是中国古代文字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文、简文、陶文、漆器文字一样，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受同时期的文学、艺术、宗教、丧葬礼俗诸方面对制瓷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瓷器铭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和资料性，其内容直接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以及审美趋向结合，与器物的功用相联系，表达某些美好愿望。瓷器铭文揉合了制作者的艺术构思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深刻记录了人类走过的历史脚步，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留下了言之凿凿的线索。瓷器的铭文内容繁杂多样，可细分为姓名款、吉祥款、纪年款、地名款、用途款、职官款、窑名款、容量款，又有记事、题诗、书词、风俗款等等。其中，有关佛教内容的瓷器铭文，目前所知的最早出现在宋代，越窑、磁州窑、萧窑、潮州窑、景德镇窑均有烧制。这一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它是唐代以降，佛教从神圣的殿堂走近民间，从烦琐的佛经章句解释、学究式的钻研中解脱出来，从地位身份显赫的佛教徒向普通民众不断沿伸的结果。宋代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制瓷业鼎盛的宋代，这种影响必然无疑地会波及到瓷器的造型和装饰领域。宋代瓷器的主要生产者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手工业工匠，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这可以从瓷器铭文中出现的较多错别字得到论证。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也决不会是基于理论上的，而是朴实的、实用的、切合生活的，从而在产品上打上了佛教世俗化的烙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瓷器铭文内容分析，少见佛经，最多的是题刻供养人舍瓷入寺、祈福降灾的内容。
　　 1964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西郊大桥大石桥东侧第一号桥墩右柱底下出土了一件刻划佛经铭文的瓷碑（注：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温州西郊出土北宋瓷质碑铭》，《考古》1965年第3期。），残长15、残宽14、厚1.1厘米，釉色淡青，正面刻：“开宝三年太岁庚午……口僧道徒……”，背面刻“南无……苏噜跋罗……卢遮那心乳海真言……那谟三曼哆……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水得清净唵咈咶……微吉微么那栖呜……”，从瓷碑正面所刻的残存铭文内容分析，叙述的是某位佛教僧人为立此碑所做的准备工作，所刻的确切时间是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开宝”即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年号；瓷碑背面所刻的铭文，残存字数较多，内容较为连贯，“南无……”是佛教净土宗经义中常见的句首用语。净土信仰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的昙鸾（477～543年），在他所撰写的《往生论注》等著作中，宣扬要依靠佛的力量来解脱困难，只有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临终时才能往生西方净土；唐代的道绰（562～645年）及其弟子善导（613～681年），发扬了昙鸾的净土观念，创立了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净土宗，从此念佛之声不绝于耳；“卢遮那”是佛教中的报身佛，即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而获得佛果之身，意思是光明普照、行为功德圆满，便能显现出智慧的佛身；“真言”是佛的说法；“金刚”是侍卫佛、守护佛法的夜叉神，神通广大，力大无穷，他手持的金刚杵，是古印度最坚固的兵器；“水得清净”是一个现实的目的。碑文中出现“南无”、“卢遮那”、“真言”、“金刚”、“神通大”、“水得清静”等文字，使人联想到碑文要表述的内容，很可能是依据某一部佛经中卢遮那佛的教诲，借助大力金刚的神勇，去完成让河堤、桥梁坚固，让河水干净、畅通无阻的使命。佛经是佛的宏论或行为的记录，佛教徒把在自己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佛经铭刻于瓷碑，置于桥基，说明佛经已逐渐丧失神圣和庄严，被剥去隐秘的面纱，成为佛徒的功利之物。佛教的民俗化、世俗化倾向暴露无遗。从它深埋桥柱底座这一现象不难看出，此碑在当时是作为确保石桥永固、辟邪驱恶的镇慑物，其迷信色彩不言而喻，实际上，真正对鬼神有威慑作用的并非碑体，却是碑文，虽然已不甚连费，但刻划的是佛经内容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