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净土宗信仰盛行。净土宗由唐代善导创立，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也称莲宗，其教义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呼应，往生极乐净土。弥陀的愿力，指阿弥陀佛成佛以前曾经发下的48个大誓愿，其中之一是，如果有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待他临终之时，阿弥陀佛必将迎接他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据净土宗佛典描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雕栏树木，有用金银玛瑙等七种宝物砌成的水池，金沙铺底，池水澄洁、甘美、清凉，……国内众生，寿命无量无边。念佛的方法有四种：持名念佛（专念佛的名号）、观像念佛（观佛的塑像及画像）、观想念佛（观想佛的妙相）和实相念佛（观佛的法身），其中以持名念佛最为流行。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方法简便，不必了解深奥繁琐的经籍典章，只需口诵“阿弥陀佛”，人人都能做到，唐、宋以降，很快遍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时人撰写的拂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念佛之声盈满道路”的记载，所谓“家家弥陀佛”之说绝非夸张之辞。宋代磁州窑白釉罐（注：古文化研究社编：《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香港博艺社1995年。），腹部墨书“阿弥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铭文便是一个明证。净土宗的教义，改变了佛教体系中深奥的宗教哲学理论，以极其粗俗的形式向人们宣传宗教的存在，并指导他们如何请求佛、菩萨帮助摆脱现实中的苦难，从而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自宋代以后，净土宗与禅宗结合而成为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主流。
　　 宋代瓷器铭文中关于佛教内容数量最多的是供养款，即延请制瓷工匠把某种目的性的供养文字刻划或书写于器物上。按照佛教的说法，供养佛祖的人可以得到诸多好处，《法苑珠林》卷四十一记载：“自作供养者，得大果报，他作供养者，得大大果报。自作、他作供养者，得最大大果报”。出于这样的动机，佛教徒们纷纷依据本人的财力、物力，或出资建庙、造窟、塑佛，或施舍寺院以财物。烧香念佛、顶礼膜拜、钱物施舍、寺庙供养，仅仅是为了满足对福、禄、寿、财等各种利益欲望的渴求，达到家庭平安、身体健康、婚姻美满、发财致富、升官扬名的目的。1922年广东省潮州羊皮岗北宋墓出土了四尊带座瓷质佛像（注：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其中仅一尊完好无损，塑佛祖释迦牟尼像，着通肩宽衣，头盘高肉髻，双耳垂肩，相貌端庄，作结跏趺坐状，其冠发、眉眼、须鬓施绘釉下黑褐彩，形象栩栩如生。佛像方座四侧刻“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列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散施供养，为父刘用及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元年戊申岁五月廿四日题，匠人周明”，其余三尊佛像的基座四周也刻有意思基本雷同的题记，时间均为北宋治平、熙宁年间。熙宁二年（1069年）的佛像座题记中，还有超度亡灵、保家平安的内容：“潮州水东，甲窑甲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教施永充供养，奉为亡夫刘第七郎早超生界愿阖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二年乙酉当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这四件瓷塑释迦牟尼佛像与刻划在像座上佛教内容的铭文交相辉映，其主题思想十分突出。佛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产物，东汉时期中国便铸造金铜佛造像，南北朝时期的开窟造像之风和佛教开始的中国化进程，促使各种质地的佛像在中华大地上，或矗立于山崖沟谷傲视芸芸众生、或被安置在寺庙供佛教徒朝拜、或进入平常百姓家中，食起人间烟火，成为居士信徒的偶像。将佛像置于墓中，把佛祖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中经常随葬的模型明器、镇墓兽、谷仓罐等同起来，从中寄托生者对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对死者早日羽化升天的祝愿，佛像开始成为葬俗的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的特征照然若揭。
　　 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安徽省萧县白土镇征集到一件瓷瓶（注：宋伯胤：《萧窑瓶》，《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腹部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圈足底部刻楷书“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金皇统元年（1141年）当是南宋绍兴十一年。1953年四川省彭县开凿人民渠，在堋口乡金山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宋代六瓣形白釉碗，（注：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外壁刻划一周铭文：“彭州金城乡窑户年土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敬）盏，供献售（受）用，祈愿神明卫护，盒（阖）家安泰”。浙江省绍兴市官山宋代瓷窑遗址发现的执壶（注：周燕儿：《赵窑青瓷款识初析》，《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腹部流下阴刻“弟子魏仁皓舍入观音院常住使用”。1969年河北省定县净众院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盖罐（注：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是佛弟子定烧供奉给高僧义演的随葬物，刻有“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亏岩记……”等铭文。从以上瓷器铭文的内容可知，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佛教徒特意从产地有目的地定制，而离瓷器产地较远的信徒，却只能买来瓷器用笔墨在上面书写，如1987年浙江省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北宋越窑青釉熏炉（注：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炉内有两行墨书题记：“咸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1969年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宋代塔基出土的两件北宋定窑白釉刻花对蝶纹花口洗（注：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外底无釉，分别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以及“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更施钱叁拾文足陌供养舍利”。这样做的目的和意图是相同的，刻划或书写的内容也并无二致，他们都是向佛教的寺院塔庙提供各类瓷器，刻上信徒的姓名和愿望后，送到供奉的寺院里，以表示自己对佛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同时祈求得到佛祖的各种关照。宋代瓷器中佛教供养题材铭文的流行，一方面说明了佛教供养观念的深入人心，时人为求得现实生活中生者的平安幸福、幽冥世界中死者的早脱苦难，以超生投胎、再世为人，把心中美好的祝愿，借助实物，向佛祖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供奉物的宋代瓷器，品种多样，制作精美，表明时人对瓷器的推崇，毕竟怀着那颗虔诚的心向佛祖祈求降福的心意，是需要用供养的器物是否珍贵来体现的。世俗的人们把实物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佛祖，佛祖用无边的法力造福世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佛与现实中的人们走得如此之近，就如同当时社会关系中官民之间行贿受贿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