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领域,各种宗教思潮泉喷浪涌,跌宕交织,活跃异常。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思想家在提出思想、阐述观点的时候,总要或多或少地带上一定的宗教色彩,或者使用宗教语言,或者借用宗教理念。耶和华、释迦牟尼、老子等宗教偶像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其自身教派的界限,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人们构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料。其中,佛学的兴起、佛教思潮的流布,就是晚清思想领域变迁的一个新动向。梁启超曾把佛学思潮称为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P7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大家章太炎也不例外。在章太炎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佛学思想又是其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章太炎习佛心路历程考察
早年的章太炎敏而好学,博览群书,在潜心钻研中西学术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章太炎虽然用进化论解释过宗教的起源和作用,一度标榜无神论、批判基督教,但他对佛学却情有独钟,钻研佛学所花的心血远在对于其他宗教的关注之上。有人评价他“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2](P584),此论大致不差。在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中,佛学思想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
章太炎佛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心路历程。从家庭影响来看,他的父亲章濬曾好禅学,但由于去世过早,几乎没有对章太炎产生什么影响,而引导章太炎最初接触佛学的则是他的两位好友夏曾佑和宋恕。
1894年,章太炎结识对佛学深有心得的夏曾佑,受到初步的启发。《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载:是年“始与钱塘夏曾佑穗卿交。穗卿慧辩,一时鲜匹,亦多矫怪之论”。夏曾佑治学喜谈今文经学,于佛则崇法相宗,对《成唯实论》深有心得,曾劝章太炎购览佛典。在夏曾佑的影响下,章太炎“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3],开始对佛学初步涉猎,只是未留下深刻的印象。
1897年,积极投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章太炎在浙江杭州组织兴浙会,与向好佛学的宋恕相识,从而结下佛缘。据章太炎后来回忆: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4](P1)。
宋恕曾潜心佛学,颇得要领,受到章氏的高度评价:
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始治《宝积经》,最后乃一意治《瑜伽》。……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5](P224-225)。
宋恕素有以佛教救世之志,曾作诗云:
儒佛同声苦劝仁,众生受惠数千春。区中久黜实权教,海外犹尊鸣树伦。
求译藏编有西族,列科京校是东邻。文明果出慈悲种,太息时流误认新[6](P857-858)。
章太炎曾在《幽人行》写道,“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流露出思想上的迷惘之情。宋恕遂作诗《束发篇》予以开导,诗云:
四顾灵踪绝,太息谢骖服。托命礼观音,移情存净域。
踽踽素臣身,栖栖大泽滨。殷勤再三赠,强饭抑酸辛”[6](P814)。
章太炎对宋恕的佛学观点颇为折服,遂生习佛兴趣。他在《自定年谱》中谈到宋恕当年劝习佛书的情景:
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个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论读之?”读竟,亦不甚好。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喜持空论言捷径者。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3]。
宋恕的习佛劝导对章太炎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习佛的起点。章太炎自谓:“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5](P224)